【关军致贫】《未来分散作战(DMO),第8部分:中国的反舰火力与集中火力方案》

注:分散式作战DMO 是美国海军应对中国越来越强军事力量提出的一种军事学说,一句话总结是“兵力分散部署,信息高度联网,火力灵活集中”,让舰队在现代高威胁环境下更难被发现、更难被一举瘫痪,同时还能保持强大的攻击能力。
这篇文章是一个智库写的系列中的一篇,着重分析了中国综合反舰能力的显著进步,以及分散作战的是如何通过在集中火力的基本前提下做到分散兵力来应对中国反舰火力威胁的。

原文系列出处在此:


引言

中国的反舰武器库不可小觑,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美国。这些武器及其配套的战术,处于中国拒止美军进入西太平洋能力的前沿。随着中美两大国不断扩充和演变各自的反舰火力,评估双方在火力集中(massing fires)上的方案,以及这些方案在特定作战背景下(如因台湾危机引发的战争)可能如何竞争与互动,就显得至关重要。哪一方能掌握更优越的火力集中工具与方法组合,哪一方就可能在威慑与冲突中赢得重大优势。

中国的反舰导弹火力

中国组建了种类繁多的反舰导弹和海军作战力量结构,以形成密集火力。这些武器及其在不同作战平台上的分布,构成了中国如何对敌方军舰实施集中火力攻击的基本框架。评估这些武器时,应当结合突出其火力集中潜力的关键特征,包括:发射单元的通用性、平台兼容性、射程、最大飞行时间、采购数量,以及单个平台所能装备的武器数量。

中国的主要反舰导弹包括 鹰击-12(YJ-12)、鹰击-18(YJ-18)、鹰击-83(YJ-83)、东风-21(DF-21) 和 东风-26(DF-26)。其中,YJ-12 主要装备在轰炸机和岸基发射装置上;YJ-18 是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的主力武器;YJ-83 则由多用途战机以及驱逐舰以下级别的水面舰艇搭载;而 DF-21 与 DF-26 弹道导弹则是中国射程最远的陆基反舰武器。尽管中国武库中还有其他反舰导弹,但与这五种相比,它们的使用显得相对罕见。

上表的所有武器,
除 YJ-83 之外,这些武器大多相对现代化,均在过去 10–15 年内被引入中国的反舰武库。² 虽然投用时间较近意味着库存在大规模冲突中可能尚不足够深厚,但与美军相比,中国的具体武器采购速率并不那么公开可见。不过,美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在 2021 年进行了超过 135 次弹道导弹实射用于测试和训练,“超过了除冲突区外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国防部对 2020 年也作出类似评价,称当年中国发射了 250 枚弹道导弹;此前对 2019 年亦有相关评论,但未给出数字。³ 这些发射频率表明,中国已在导弹生产工业基础上投入重金,并认识到建立大量精确武器库存的价值。

鹰击-83(YJ-83)是中国相对常见的反舰导弹,在其水面与空中兵力中广泛配备。它类似于“鱼叉”导弹,是一种体积较小、射程较短且不兼容垂直发射井的武器。对于水面舰艇而言,YJ-83 主要以箱式发射器的形式,装备在中国的护卫舰、轻型护卫舰(corvette)和小型导弹艇上。多用途飞机也可携带该型武器,使其成为非轰炸机型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例如陆基与航母舰载航空)上的主要反舰导弹。⁴

由于不兼容垂直发射井,该导弹在可兼容平台上的配备数量相对较少。短射程和较低的弹药容量迫使必须大量集结平台,才能汇聚出足够大的火力体量。该武器射程之短,可能会迫使航空兵在现代舰载防空系统的防护范围内或其边缘大量集中出动,尽管攻击飞机仍有可能在足够安全的发射距离内射击,然后俯冲脱离以打断(或破坏)对方的半主动照射制导。像鱼叉一样,在一次密集发射序列中,YJ-83 所占比重越大,编队所承受的风险就越高。

YJ-83 box launchers mounted aboard a Chinese frigate. (Photo via Wikimedia commons)
鹰击-18(YJ-18)在解放军武库中非常突出,因为它是唯一被广泛装备且兼容垂直发射井的反舰导弹。⁵ 它装备在中国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上,如 052D 型驱逐舰和 055 型巡洋舰,且有一种可兼容鱼雷发射管的改型装备于解放军潜艇上。⁶ 由于将超过 300 英里(约 480 公里)的远程与发射井兼容性结合在一起,YJ-18 为中国水面舰队提供了在更广阔区域分散部署同时仍能汇聚大规模火力的强大能力。主要正是因为有了 YJ-18,才格外明显地显示出美国大型水面舰艇在火力上被中国同类舰艇大幅压制——美舰必须以更优的战术、防御与联合作战方式来弥补在进攻火力上的差距。

鹰击-12(YJ-12)的射程与 YJ-18 相似,并且兼容更多种类的发射平台,包括岸基发射器与轰炸机,但关键在于它不兼容发射井。⁷ 中国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与该武器约 300 英里的射程结合,能够使轰炸机在远离舰载防空系统很远的距离外集中兵力并率先形成有效射击。由于可搭载于轰炸机上,该武器能够成为中国从大陆极远距离向水面舰艇实施火力打击能力的尖端手段。

YJ-12 与 YJ-18 具有末端冲刺(terminal sprint)能力——这是美军现役反舰导弹所不具备的重要战力放大器。通过在越过目标战舰的地平线视线后加速至约马赫 2.5–3.0,这类导弹会将目标战舰的反应时间缩短到亚音速武器的一半以下。⁸ 这使导弹在被舰艇发现前能从地平线以外覆盖更远的距离,并缩短导弹进入主要舰用防御最小拦截距离所需的时间。通过大幅减少反应时间,末端冲刺能以较小的发射量取得致命效果,相较于较慢的武器更具杀伤效率。但这些导弹在飞行的大部分阶段仍以亚音速飞行以最大化射程,尤其是在贴海低空飞行时。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在这些贴海来袭导弹发动其致命末端冲刺前,由航空兵提前对其实施截击的迫切性。

中国的东风-21D(DF-21D)与东风-26(DF-26)反舰弹道导弹,以其极高速度与远程射程的组合,赋予中国在对海军舰队实施火力集中方面关键的不对称优势,使之处于中国汇聚对舰火力能力的前沿。这些特征的结合还使得这些武器能够在战区范围内与多种其他平台与弹头配合实施打击。如果中国某个平台对第二岛链内的海军编组发射反舰导弹,守方就不能排除该轮齿射(齐射)可能会由中国大陆发射的高端弹道火力所增强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这些陆基发射平台分布在大陆上相对分散的基地,那么它们的火力区重叠将减少,投送密度也会被稀释。⁹

Ballistic missile bases and brigades of the PLA Rocket Force. (Photo via CSIS China Power Project)

随着“战斧”反舰导弹(Anti-ship Tomahawk)的出现,美国或许很快就会最终拥有比中国现有武库更广泛、射程更远的反舰火力。但假设在未来 10–15 年内,美国逐步建立起其“战斧”反舰导弹库存时,中国的反舰能力会保持静止不变,这一前提显然过于武断。如果中国部署与“战斧”设计类似的反舰武器,或者进一步扩充其新型导弹种类(例如据报道在 2022 年由 055 型巡洋舰试射的 鹰击-21(YJ-21) 反舰导弹)¹⁰,那么优势态势可能会发生改变。YJ-21 或许会成为中国水面舰队首款高超音速、兼容发射井的反舰导弹。虽然未来版本的 SM-6 可能会为美军提供类似的能力,但它很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从而削弱其反舰潜力(详见第二部分)¹¹。显而易见,中国已经展现出对发展先进反舰导弹能力的强烈兴趣,并且会有动力维持其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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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力量结构的关键要素

在能够搭载远程反舰火力的平台种类方面,中国的力量结构展现出比美军更为丰富的多样性。考虑到这些力量结构对集中火力(mass fires)的贡献,部分要素和特征值得重点关注。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水面舰队已经崛起为一支重要力量。在经历多种小批量型号的试制之后,几型现代化战舰进入批量建造阶段,使舰艇数量和作战能力显著提升。如今,中国的水面舰队主要由 约 8 艘巡洋舰、30 艘驱逐舰、30 艘护卫舰、50 艘轻型护卫舰(corvette)以及 60 艘快速攻击导弹艇 组成。¹² 解放军水面舰队发射大规模远程反舰导弹火力的能力,大多集中在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上——这一近 40 艘的舰队几乎全部是在过去十年间建成的。如果当前的生产趋势得以持续,那么在未来十年内,这支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数量可能会 翻倍至约 80 艘。¹³

The Type 55 guided-missile destroyer Nanchang (Hull 101) attached to a naval vessel training center under the PLA Northern Theater Command steams in tactical formation to occupy attack positions in an undisclosed sea area during a 10-day maritime training exercise. (eng.chinamil.com.cn/Photo by Zou Xiangmin)

在某些情景与兵力结构上的不对称性,能够使解放军水面舰艇比美海军获得更有利的导弹配载。鉴于美军水面舰队具有远征属性,其弹药库深度常被迫在多种任务之间分配,包括反舰、对空、反潜与对陆打击任务。如果中国水面舰队在第二岛链内活动,许多对陆打击需求可以由中国大陆的兵力来承担,例如由轰炸机、多用途飞机和弹道导弹来完成对陆打击任务。虽然中国的护卫舰与轻型护卫舰(corvette)几乎不具备远程反舰或对陆能力,但它们的反潜能力可以减轻对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在反潜任务上的额外压力。相比之下,美海军没有护卫舰或轻型护卫舰,这使得其水面舰队在分工上更多地集中于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由于不必将大量弹药空间用于对陆与反潜武器,中国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可以将更大比例的弹舱分配给对空与反舰武器,相较于同类美舰具有优势。在舰对舰齐射交锋中,这种优势可以使中国水面舰队在单舰基础上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与持久力。

中国的水面兵力还可以通过非军事要素得到显著增强。中国海警与海上民兵拥有大量船只,且其商船队规模庞大。虽然这些商船火力有限,但它们能够大幅增强中国兵力的分布并使目标识别复杂化,从而让中国水面舰队得以在这些更为众多的船只中掩蔽其存在。如果中国选择广泛装备可在商船上发射武器与诱饵的集装箱化发射器,便能在汇聚火力能力上获得可观增益,并构成更为分散的威胁。¹⁴ 那些被编程为避免攻击看起来像民用船舶的导弹寻标器,可能难以区分此类威胁。藏匿于中国巨大商船队之中的“军火库船”所构成的威胁,可能会带来特别分散且难以应对的挑战。

与美军不同,中国海军序列中配备有轰炸机。H-6J 型专门针对海上打击进行了优化,最大可携带 6 枚 YJ-12 导弹,相较于 H-6G 的 4 枚有所增加。¹⁵ 这种载弹量的提高意味着,汇聚足够火力所需集中的平台数量减少。

不过就弹药深度而言,这些轰炸机仍远不及美方同级机种。美国的 B-1B 轰炸机可发射 24 枚 LRASM 导弹,其发射体量是 H-6J 的四倍,而射程相近。¹⁶ 美方能够从轰炸机上投放更大体量的火力,是因为其巡航导弹小到可兼容机腹内旋转弹舱,从而大幅提升了每架轰炸机的弹舱深度。相较之下,YJ-12 体积较大,只能挂载于外挂点,这限制了该平台的弹药深度。

Sept. 19, 2014 – An internal rotary launcher is seen outside a B-52 bomber. (U.S. Air Force photo/Senior Airman Jannelle Dickey)

A PLA H-6 bomber equipped with two YJ-12 anti-ship missiles mounted on external hardpoints. (Photo by Japanese Ministry of Defense)

然而,正如第二部分所提到的,美军空军采购的 LRASM 数量极少,以至于其远程反舰能力几乎可以说不存在。¹⁷ 相比之下,中国在其海军序列中配备了专门的海上打击轰炸机,这表明其在反舰武器库存上不太可能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

中国海军现役大约 50 艘攻击型潜艇,其中绝大多数为柴电潜艇,这使得其航程与续航力相比核潜艇受到限制。¹⁸ 一个关键短板是:所有中国海军的柴电潜艇均不具备垂直发射井。它们只能依靠少量鱼雷发射管发射反舰导弹,这严重限制了其火力体量。¹⁹ 不过,这些潜艇若能搭载具备末端冲刺能力的反舰导弹,可能通过在近距离对水面舰艇实施高速导弹突击,来弥补其火力体量不足的问题。

A PLA submarine attached to a submarine flotilla under the PLA Northern Theater Command steams during a maritime combat training exercise in early August 2022. (eng.chinamil.com.cn/Photo by Shi Jialong)

中国部署了数百架陆基多用途战机,在海上冲突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增加或消耗火力体量以及获取信息优势。²⁰ 陆基战机通常航程比舰载机更长,但中国的大多数陆基战机隶属于空军,而非海军航空兵,这使它们在海域上空的作战经验和熟悉程度自然少于海军航空兵。²¹ 然而,在台海危机中,这些战机仍很可能在海域上空或附近执行任务,因此会成为海上行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不断演变的海军力量结构中,其日益扩大的航空母舰库存有可能以关键方式显著改变海上力量平衡。美国增强压制中国海军力量的能力,将依赖其不断扩充的新型反舰武器库,但由于中国的航母存在,这种增强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如果当前的建造趋势持续下去,当美国军队最终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战斧”反舰导弹与 LRASM,以便对水面舰艇实施密集火力打击时,中国也可能已建成 约六艘航空母舰。²² 在美国海军需要一定时间来部署足够的反舰火力之际,中国也将显著改变太平洋的海军航空平衡。届时,中国新获得的航母能力将可能大幅削弱美国新获得的反舰能力,从而进一步推高美国必须集结的火力体量。

China’s Type 003 carrier, Fujian. (Photo v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不过,尽管中国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比美国海军更多的航母,但美国仍可能通过在航母上部署越来越多的 F-35 战机 来保持关键优势。尚不清楚中国的航母是否会搭载同等数量的五代机,这可能使美国在 探测、网络化作战和战场管理 等方面获得重大优势,而这些功能正是实现火力集中时极其强大的倍增器。

尽管如此,以下所述的双方火力集结对抗概念,是设想在 未来 10-15 年 内的情境下展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具备相当规模的航母航空作战能力,中国则能够在 菲律宾海 上空投送数量可观的多用途海军航空兵力量。

中美对抗与火力集中方案竞争 (注意作者在这里提出了PLA现在反舰火力库的最大优势,很容易达成TOT

中美两国在组建火力集中(massed fires)的方式上存在差异。在考虑潜在冲突如何展开时,至关重要的是构想这些不同方案将如何相互作用与对抗。对火力集中方案的比较,可以凸显各国在对方能力背景下的优势与劣势,并勾画出动能交换可能发生的轮廓。

中国主要反舰武器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通常能够在大约 30 分钟 内飞抵射程极限。中国的火力集中发射序列通常比美军(尤其是高度依赖“战斧”导弹的力量,见图 1)更短且更集中。一旦中国解放军开始实施火力集中,防御方应对的机会相对较少;较短的发射序列减少了防御方重新部署防空力量以消耗来袭齐射、对等待中的射手发动干扰打击、以及组织最后一轮齐射及其辅助火力的机会。

解放军在决策周期上将受益于比使用更长发射序列的力量更快的节奏——在使用近极限射程发射“战斧”的单轮发射序列所需时间内,解放军可进行多轮火力集中。防御方的重点将转向通过兵力分布和其他手段来 增加解放军发射决策的复杂性,谨慎预置空中力量以在齐射发射后尽快削弱其效果,并尽早打击解放军射手,使其无法发起大规模火力集中。

美军通常由于“战斧”导弹的远程与亚音速特性,发射序列较长。然而,美军主力反舰武器的较长飞行时间,使其能够增加火力体量,并更有效地利用航点策略(waypointing tactics),尤其是在增加威胁呈现的复杂性及虚晃攻击以诱发对方最后一轮齐射方面。这种远程与长飞行时间也意味着导弹可以在不同齐射模式之间进行更多机动,并有更多机会从敌方的欺骗中恢复、追击新的目标。中国难以匹敌这些优势,尤其是当其能与“战斧”射程相媲美的反舰武器为弹道导弹时,后者在沿固定弹道轨迹机动与重新定向方面受限较大。

然而,“战斧”的远程与长飞行时间也给防御方提供了更多机会调动空中力量应对齐射,同时其射程可能超过友方护航机的作战范围。严重依赖“战斧”的密集发射序列必须高度重视齐射模式与航点策略,以弥补武器生存能力上的挑战,并尽可能保持火力体量。这些特定挑战与战术也使“战斧”极度依赖海军航空兵,为齐射提供关键信息与防空支援。如果解放军舰艇设法进入装备“战斧”舰艇的射程范围内,那么“战斧”长射程与长飞行时间所带来的诸多优势将大幅缩减。

中国在 干扰性打击(interruptive strikes) 方面可能占据关键优势,这类打击用于干扰正在进行的发射序列。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凭借高速与远程特性,为干扰性打击提供了大量选择。被怀疑在长时间发射序列中作为“待命射手”的战舰,可能成为弹道导弹打击的目标,从而促使这些战舰提前发射并利用航点策略人为延长到达目标的时间。但这会以前置发射序列、减少火力在时间上的分布为代价。中国在干扰性打击上的潜在优势,可能改变双方火力集中方案的总体互动。中国在干扰打击上的优势,会迫使对手提前执行发射序列,从而给中国更多时间和机会调动防空力量应对来袭齐射,同时也为中国争取组织最后一轮齐射及其辅助火力提供更多时间。

反舰弹道导弹可以对位于武器交战区内的多国部队防空作战产生压力,使战舰不得不同时兼顾贴海导弹与弹道威胁。位于战场深处的战舰,可能需要开启主动传感器以保护更远处的友军免受来袭弹道威胁,因为战场深处的优势在于能够获得更多机会进行弹道中程拦截。为了应对弹道威胁被迫开启传感器和发射导弹,这些战舰可能暴露自身位置。但拦截弹道威胁的能力,将是对抗中国在干扰打击上潜在优势的一种关键保障。从这个角度看,有效的弹道导弹防御可以中断中国的干扰打击,并在随后双方火力集中方案的互动中改变优势平衡。

中国的多层次火力集中能力
可以从多层次的角度理解中国汇聚反舰火力的能力。这些层次取决于武器射程及其搭载平台。每一层陆基反舰能力都增加了新的平台组合,从而提升火力体量并增加威胁呈现的复杂性。在这些相对固定的陆基层次中,海军力量可以进行机动,以增强交叠火力区域的密度。虽然仅凭武器射程和平台射程无法精确推演作战概念,但它们是勾画作战选项和限制的重要出发点。

中国可以跨陆基平台类型组合反舰火力的最远射程层,是 DF-26 弹道导弹与轰炸机的组合。这两种投送系统是中国可用的最远程反舰火力选项,可对距离大陆约 1,800 英里 的海上目标形成威胁。²³

从这有限的两类平台汇聚火力本身存在挑战,尤其是只有两种主要火力来源。如果轰炸机在发射前被摧毁,解放军指挥官将被迫通过增加最先进反舰武器的消耗来弥补火力不足。或者,如果弹道导弹的杀伤链被削弱或不确定,在飞行中的轰炸机几乎没有增加火力体量的选项,可能不得不靠近目标以获取其他平台所需的目标信息。

轰炸机出动可能会编队大量飞机,以形成更大的压制优势,确保即便面对意外挑战和消耗,火力体量仍然压倒性。这基本上是苏联海军航空兵在远程反航母群打击中的作战原则:70–100 架轰炸机从基地飞行超过一千英里,然后在距离航母战斗群约 250 英里范围内集中火力。²⁴ 为在极远距离汇聚火力,苏联海军在每次单独的航母攻击中需投入大量轰炸机力量,同时被迫使用同质化作战包以实现火力集中,而无法利用联合兵种战术。相比之下,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可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可将轰炸机火力与弹道火力在极远距离结合,使得每次打击所需投入的轰炸机更少,并能及时用高速弹道武器补偿轰炸机损失。

尽管如此,中国可能仍不愿冒险派遣无护航轰炸机进入远洋,因其可能被对方航母航空兵击毁,而对方航母航空兵能够更好地优化早期预警与防空,应对极远程攻击。²⁵ 即便可以与弹道导弹火力结合,轰炸机仍必须在目标 300 英里半径 内集中平台以发射火力,这会给美军航母战机提供一个集中且有利的打击目标,只需少量战斗机就足以对无护航轰炸机构成可信威胁。即便轰炸机低于目标战舰的雷达地平线,战斗机仍能保持对轰炸机的对空威胁。为了确保轰炸机在远程打击中有足够护航力量应对航母航空兵,还需要广泛的空中加油。大量小型护航机的远程加油需求可能限制大型轰炸机平台的有效射程,尽管轰炸机本身射程广泛。

虽然中国在初始 1,800 英里层次 确实有一定火力组合能力,但由于为轰炸机提供极远距离空中护航的挑战,以及可能对最先进反舰武器的高度依赖,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火力集中方案。

在距离中国大陆约 1,800 英里 的轰炸机和 DF-26 双重交叠威胁下,美军水面舰队可再向中国前进约一千英里,才会遇到下一层主要火力,这一层增加了新的陆基空中与导弹力量组合。这些力量包括数百架多用途战机,如 JH-7、J-10 和 J-16,可搭载 YJ-83 反舰导弹。²⁶ DF-21D 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也在距离大陆约 900 英里 范围内(假设发射器位于沿海地区)。²⁷

这一距离仍超出未加油美军航母空中打击的射程,使航母航空兵主要集中于防御。但该距离也是美军战舰和轰炸机首次能够用对陆巡航导弹攻击台湾及中国大陆的距离,这强烈激励解放军在此距离布置强大的海空防御。

要对中国多用途战机实施打击,美军需要在目标 100 英里范围内 高度集中兵力,才能用短程 YJ-83 汇聚压倒性火力。但这些战机自卫能力远高于轰炸机,并可在载弹量上进行多样化配置,包括对空与反舰武器混合。如果美军飞机无法阻止解放军战机发射反舰武器,那么在它们发射火力后,空中目标数量将大幅增加。美军飞机将不得不在攻击敌机与拦截距友舰约十分钟的来袭导弹之间分配注意力与对空武器。一旦解放军飞机发射反舰导弹,它们可能处于有利位置,对尝试削弱齐射的美军飞机实施反击

Fighter jets attached to a naval aviation brigade under the PLA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sit in their aircraft shelters prior to a night flight training exercise on April 17, 2020. (eng.chinamil.com.cn/Photo by Zhao Ningning and Tian Jianmin)

美军航母航空兵当然也能通过自身的反舰打击,使对手面临类似困境。但一个关键区别是,上述解放军陆基多用途战机的射程通常超过美海军的 F/A-18,且陆基机场的出动能力(sortie generation rate)通常高于航母。²⁸ 这些优势使它们有更多机会对对手施加困境,并且可动用的数量可能更大。

然而,要将大量空中力量投送到距离中国大陆近 800 英里 的远程区域,仍对空中加油能力提出巨大要求。为了充分利用加油机延伸作战范围,这类空中加油通常必须在可能存在争议的空域内进行,例如台湾周边、琉球群岛以及巴丹群岛上空。如果这些空域受到有效限制,中国在菲律宾海上空大规模投送陆基战机的能力可能会受到严重制约,从而迫使中国航母成为第一岛链之外唯一能提供多用途空中力量的平台。

解放军下一层主要的反舰火力约始于距离大陆 300 英里 的范围。在这一层,沿海 YJ-12 电池 与由短程 22 型导弹艇 发射的 YJ-83 构成了一种特别分布化的反舰火力集中形式。这些装备可帮助解放军在东海大部、南海北部区域,以及台湾海上通道施加海上拒止能力。尤其是那 60 艘导弹艇 的舰队,在争夺巴丹群岛、琉球群岛部分海域,以及通向部署在这些岛屿的远征前进基地的海上通道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²⁹

Type 22 fast attack missile boats under the PLA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steam in formation during a maritime attack and defense training exercise in waters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 late March 2018. (eng.chinamil.com.cn/Photo by Chen Jian)

这三层主要的反舰火力组合,由于主要由陆基部队和小型水面舰艇部署,其布置较为有限。在这些相对固定的陆基层之上,中国的水面舰艇和潜艇部队能够动态扩展火力集中范围与密度,为进攻火力提供机动基地。但这些部队自身在生存能力及大规模火力输出方面也存在限制。

中国潜艇可以说是在远离大陆部署时,为美军带来最早的导弹威胁之一,但由于缺乏垂直发射单元,其火力体量受到明显限制。中国潜艇仍可潜伏在某些关键区域,如横须贺,攻击战斗后弹药消耗殆尽的返航舰艇,将前线作战力量引导至局部潜艇巡逻,并在关键海军基地的海上通道制造不确定性。潜艇还可优先攻击美军大型水面战舰,从而保存更广泛的解放军反舰导弹库存,这些大型战舰拥有较大的导弹弹仓和相当的防空能力。

中国的大型水面战斗舰队,主要是 52D 型驱逐舰 与 55 型巡洋舰,可显著增加火力集中方案的火力体量。然而,中国在高端冲突中愿意将这些舰艇部署到多远,仍存在争议。为了提高舰艇及其齐射的生存能力,并提供关键的空中信息支持,这些舰艇必须在空中力量的保护范围内部署。如果将水面舰艇部署到空中力量关键支援覆盖之外,这些舰艇将单独应对敌方齐射与空中力量,尤其是美军航母航空兵。将水面战舰送入支援航空射程之外、进入敌方航空兵武器射程内,无异于“以细节取败”。

要在距离大陆一千英里范围内维持大量多用途航空兵,对中国在该距离能组建的任何火力集中方案都带来巨大制约。但在中国尚无法自信地部署足够数量的航母航空兵之前,海军所需的大部分空中支援力量必须依赖陆基航空,而这些力量在远洋作战中可能难以发挥作用。目前,美军在维持水面舰艇与航母航空兵之间稳固的联合兵种协作关系方面,享有显著优势,无论这些力量与陆基机场距离多远。在近期,中国利用水面舰队贡献火力集中能力的效果,将受到陆基航空射程与持续作战能力的严重制约,以及在远洋区域难以叠加空中力量关键支援的限制。

在设计整体火力集中方案时,考虑到这些限制,中国的水面舰艇很好地适合位于 第二层反舰火力层。通过结合舰载 YJ-18 与多用途战机发射的 YJ-83,中国可以大幅减轻轰炸机与陆基弹道导弹在火力集中的负担。相反,它可以集中使用更常规的平台与导弹生成火力集中,同时构成更分布化的威胁。

YJ-12 与 YJ-18 的射程相近,意味着中国水面舰艇与轰炸机需在目标周围的相似圈层内集中,以汇聚火力。通过联合兵种方法,水面战舰可为友方飞机提供关键防空与探测支援,并构建保护屏障,从中发挥其空中力量效能。追击轰炸机和多用途战机的航母航空兵可能会被引入中国舰艇的防空范围内。

YJ-12、YJ-18 与 YJ-83 射程差异较小,足以形成一个布置,使解放军飞机与水面舰艇能够相互提供关键支援,而不必像美军那样,空中力量需要远距离前置来支援距离一千多英里的“战斧”齐射。中国主要反舰巡航导弹射程相似,不仅可增加火力集中,还为联合兵种倍增关系和紧密整合的作战编组奠定基础。

距离大陆约 800–1,000 英里 的第二层反舰火力,对中国而言似乎最为理想。但在此距离维持稳健的火力集中方案,不仅取决于可用能力组合,对中国来说,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作战任务。

太平洋缓冲区:作战背景下的火力集中竞争
中国潜在的火力集中方案必须在特定作战背景下进行评估。尽管未来冲突存在许多维度,但在台湾突发事件的情境下,中国面临的核心作战挑战之一,是在大陆周边维持约 一千英里 的海上缓冲区。如果美军及其盟军能够进入该范围,他们可以对中国及台湾发射大量陆攻巡航导弹,对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造成极大干扰。如果中国无法有效在这一距离上争夺海上缓冲区,就必须投入大量空中力量进行海上巡航导弹防御,而这些空中力量在其他作战区域可能迫切需要使用。因此,先发制止美军及其盟军数百枚陆攻巡航导弹的潜在威胁,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关键的作战任务。在敌方争夺海上控制权的过程中,反舰作战的成败将决定后续力量投射的选项是否被开启或受限,从而对战役产生决定性影响。

关键问题在于:中国能够在距大陆这一关键距离维持怎样的联合兵种协作,这些协作将产生怎样的火力集中方案,以及这些方案将如何与对手远征力量的火力集中方案相互作用。前文已指出,在距离大陆约 800–1,000 英里 的范围内,中国火力集中联合兵种的组合可能包括轰炸机、反舰弹道导弹及陆基航空兵。中国水面舰艇和潜艇部队可以机动加入这一组合,从而大幅提升火力潜力和威胁呈现的复杂性。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持前沿海上防御,使美军水面力量在发动对陆打击前就面临威胁;又不能部署得过于前沿,以至于超出解放军通过增加更多平台类型来支撑火力集中方案的能力。前沿部署也不能过度延伸,否则水面部队将无法得到空中力量在关键防空任务上的充分支援,从而在面对密集反舰打击时孤立无援。为了保持缓冲区外缘附近充足的解放军水面舰艇,其机动空间将相较于能够利用更广阔菲律宾海及邻近水域的敌方远征力量受到限制。这种机动空间的不对称性,将简化远征力量在侦察和目标获取方面的任务,因为面对强化缓冲区的水面舰艇,其位置相对固定。但这些水面舰艇对提供持续的火力基点至关重要,否则可用火力的大部分将不得不来自更短暂的平台,如航空兵。

美军今天就能够施加部分缓冲困境,因为陆攻“战斧”巡航导弹已广泛装备于水面舰艇上。然而,这些舰艇仍必须依赖美军潜艇与航母航空兵,提前消灭对手的水面和空中力量,否则这些力量可能阻止美舰进入距离台湾或中国内陆的“战斧”射程区。

如果中国反舰能力保持不变,而美军通过反舰“战斧”获得显著射程优势,局势将显著变化。这种射程优势可能打破解放军在远程海上缓冲区维持的联合兵种协作。反舰“战斧”将迫使解放军更多依赖那些能跨越距离威胁美舰的平台,同时绕开“战斧”火力从不同领域发动攻击。这些平台包括航空兵、潜艇及弹道导弹,但每种平台都存在显著劣势,例如可持续作战能力、火力体量及生存能力。此方案可能是解放军在敌方远程水面部队开火前唯一可能形成攻击的联合兵种组合。

关键挑战在于:当防御方反舰能力被大幅超越时,如何在前沿海上防御中维持稳健的火力集中方案。如果防御方水面部队更容易被先发攻击,那么它们可能失去支撑缓冲区联合兵种火力方案的主要火力基点。

射程被超越或面临空袭威胁的水面部队,必须依赖更有创意的联合兵种战术来弥补先发火力不足的劣势。这尤其要求部队更加重视侦察、反侦察、欺骗与隐蔽。通过在这些方面取得显著优势,部队可以获得接近敌方远程武器的关键机会,或诱使敌方发起浪费性的射击,或增加其开火决策的复杂性。空中力量在执行这些战术中尤为重要,帮助水面舰艇弥补先发火力的不足,但远程缓冲区会稀释空中力量的可用性,同时限制水面舰艇机动空间,从而增加难度。

可能首先被开火的部队,其初期作战策略可能需要重点优化防御,以吸收足够火力,希望随后过渡到更具进攻性的姿态,从而在敌方兵力消耗后拥有更多选择。但若敌方使用射程更远的武器,则可以更有效地撤出战场而不受攻击。缓冲防御方可能只能满足于消耗敌方弹药,而非消灭平台,并维持海上拒止,而非争夺海上控制权。

即便水面部队可能在先发火力上处于劣势,中国仍拥有独特选项来强化海上缓冲区。通过在缓冲区前沿布置大量国有商船,中国可极大增加战场感知的复杂性。中国水面舰艇可潜伏于这些大型商船之间,并与航空兵协同,对试图侦察并识别海上接触物的敌方侦察力量形成挑战。潜艇在众多商船干扰下,可能难以利用声呐区分战舰目标。反舰导弹可能需升至超低空飞行以上高度以避开商船并发现战舰目标,这可能使导弹暴露于更多防御火力,同时给敌方提供更多预警机会。中国在海战中利用大量国有商船的独特非对称能力,值得特别关注,尤其是在海上主动防御的背景下。

尽管中国商船队能够显著增加海军威胁呈现的复杂性,美军也具备自身独特优势,可产生类似效果。“战斧”导弹的远程射程拓展了射击区域的地理范围,使美军能够利用联盟优势。射程足够远的“战斧”可从日本及菲律宾群岛复杂的沿海地形中发射,打击印度—太平洋多处海域,从而绕过海上缓冲区或从沿海边缘发起攻击,而这些沿海多为盟国控制。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冷战时期将航母藏于挪威峡湾以打击苏联的战略。³⁰ 传统上,战舰依赖广阔海域机动以发挥作用,但在复杂沿海地形作战,也可增加发现难度并增强威胁呈现的复杂性,即便会牺牲机动空间。

The littoral geography of the Japanese home island of Kyushu. (Photo via Google Earth Pro)

The littoral geography of the central Philippines. (Photo via Google Earth Pro)

虽然在固定地理区域内作战确实可以帮助对手定位海军力量,但在这些沿海地带对水面舰艇实施火力集中可能更为困难。从这些区域作战,会大幅增加水面舰艇利用友军陆基防空和航空兵支援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压制水面舰艇所需的火力体量。沿海地形的航行挑战也可能迫使导弹齐射采取战术上不利的行为。反舰导弹在飞越陆地时可能不得不离开贴海低飞高度,或者为了在低空维持飞行而绕更长的水上航线前往沿海目标。尽管这在某些方面可能增加水面舰艇被发现的概率,但沿海发射区的防御性优势可能足以弥补这一点。美军可以仔细评估“舰攻战斧”导弹如何为从友军沿海地带向敌方舰队发起火力集中提供广阔机会。

图 2 展示了这些相互竞争的火力场如何重叠,以及位于这些岛屿沿海地带的射击区域提供的关键优势。这些沿海区域可以帮助美军绕过解放军的缓冲区,使其水面力量进入“战斧”射程,威胁台湾及大陆沿海。这些分散的区域还提供了在关键地理区域上结合火力的相当程度重叠。配备“战斧”的部队潜伏在九州及菲律宾中部复杂的沿海地带内,将能够在台湾及菲律宾海广阔区域上相互结合并集中火力。

Figure 2. Click to expand. The yellow reverse range ring, centered on a location 100 miles inland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shows the area from where U.S. forces enter Tomahawk range of Taiwan and much of the mainland coastline. All other markers are conventional range rings, depicting the range of capabilities placed at the center of their respective rings. (Author graphic)

因此,这些交锋的火力集中方案都试图通过非常规手段增加威胁呈现的复杂性。中国海军可能会通过潜伏在大量商船之中来保持其海上缓冲区,而美军则可能试图通过盟友岛屿的复杂地理环境,从内部绕过或削弱这一缓冲区。虽然这并非传统意义上机动战斗舰队交火的景象,但现代海军可能会被海军齐射作战的无情激烈性以及“先发制人”火力的绝对要求所驱动,而不得不采取此类方法。

结论

中国对水面舰艇的火力集中能力,是其历史性演变的产物。仅在二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三流海上强国,但现在已转变为在多个方面远超美军的力量。在开发先进反舰火力方面,中国显然已经抢先于美国,而现在美国正急速追赶。然而,要到美军拥有足够的工具来实现有效火力集中,还需要许多年时间。到那时,中国的海军武库可能已经变得更为可怕。

第九部分将重点讨论分散作战(DMO)与火力集中的兵力结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