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巴格达 沙漠风暴中的都市庇护所?

2月13日凌晨对阿尔弗多斯(阿米里亚)防空洞的空袭后,科林·鲍威尔将军认为对巴格达的轰炸已接近尾声。"把废墟再炸一遍有什么意义?"他对参谋人员说,“我们必须重新评估,确保轰炸不是无差别的破坏行为。”【1】

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认知竟如此怪异且失准。若论史上最具针对性的空袭行动,“沙漠风暴"中的巴格达战役当属典范。然而尽管伊拉克首都备受瞩目,尽管公开与机密简报层出不穷,鲍威尔将军始终未能看清真相。多年后在其自传中,他仍质疑"开战一个月后是否还需持续轰炸巴格达市中心”。【2】

空军将领或许会抱怨鲍威尔的陆军偏见,但体制性解释掩盖了更关键的问题。若如某些观点所称"沙漠风暴"是首场信息化战争,那么空军的表现堪称重大失误——甚至连最高层军政决策者显然都未能理解这场空袭。更甚者,对巴格达的过度关注(该城空袭数据仅占整体战局极小比重)催生了关于目标选取与战略的谬误认知,其流毒延续至今。

请看下列事实: • 43天战争中,巴格达仅遭330枚弹药打击(244枚激光制导炸弹与86枚战斧巡航导弹),占联军智能武器总消耗量的3%(见表1、表2)【3】 • 巴格达落弹总重287吨,不足空袭行动总吨位的0.1%【4】。对比"后卫II"行动:河内11天内承受1.5万吨轰炸,吨位超巴格达50倍 • 整整18个昼夜巴格达未遭任何空袭,另有8天单日落弹≤5枚。仅14晚出现单夜攻击>2个目标的情况 • 42个预定目标中,伊拉克空军司令部、穆萨纳机场与复兴党总部三处承受了20%火力【5】 • 最密集的"领导层"打击发生在停战当日——21枚炸弹倾泻于已撤离的复兴党总部 • 仅2月7日出现单次袭击向疑似总统目标投弹>2枚的情况

有人认为这些数据印证了"少数炸弹决胜论"【6】。但结合实地勘察、美伊官员访谈及F-117战机在巴格达行动的新数据,结论截然不同。战略轰炸效果评估素来艰难,巴格达亦非例外。细究空袭细节后,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浮现:尽管宣传口径夸大其词,巴格达轰炸本身几无明确军事成效。

事实上,空袭核心影响多作用于民生领域。停火次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即指出:巴格达"看似体表完好,实则筋骨尽断……虽无遍地瓦砾,平民亦未大规模伤亡,但电力、供水、交通、通信等生命维系系统皆遭摧毁"【7】。

在某些人眼中,这恰是战略轰炸的精髓。退役空军中校丹尼尔·库尔称之为"对伊拉克社会肌体与基础设施的渐进式熵增瓦解"⁸。但此类常规设施破坏真能动摇萨达姆政权吗?答案需从更坦诚的巴格达实况评估中寻找。

在深入分析前,须明确巴格达空袭的地理边界与战略特殊性。因首都防空体系评价极高,市中心空袭仅由F-117隐身战机与巡航导弹执行⁹。以拉希德酒店为中心的三英里半径内分布着31个目标(见图1),最终45个预定目标列入空袭清单(实际攻击42处,其中39处由隐身战机完成)。

在媒体聚焦下,联军采取超限精确打击:依托制导武器与目标识别技术,追求"功能性瘫痪"而非"物理性毁灭"。但公众始终误以为轰炸强度极高,而本就克制的空袭更因鲍威尔等华盛顿决策层担忧平民伤亡超过军事收益被进一步压缩。最终结果:隐身战机真正现身巴格达夜空仅24晚中的零星时刻,战斧导弹威慑日不过六天。

"伊拉克人堪称扣扳机高手,"某空军军官戏言道。电视画面中高射炮与地空导弹的混乱齐射,营造出联军狂轰滥炸的假象。这场烟火秀却形成强大心理震慑——空军高层甚至将整体战略行动与巴格达轰炸混为一谈【10】,由此衍生错误认知:未来战争应聚焦敌国首都,尤其精确打击其领导层。

然而巴格达空袭既未提供支撑此种"战后共识"的作战经验,亦未证明隐身战机与精确制导武器的早期组合能速胜对手且降低伤亡。

战后《纽约时报》驻巴格达记者描述道:“一个经历史上最猛烈空袭的民族正从战败中苏醒”(着重号为原文所加)【11】。中东问题专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纽约客》中附和:“尽管倾泻了成吨炸药,但并未出现二战式的城市毁灭”(着重号为原文所加)【12】。反战人士在《国家》杂志撰文称平民死亡不超过三千人,“这将是现代战争史上大都市轰炸中最低的平民伤亡数字——对比伦敦大轰炸、德累斯顿、东京、广岛、长崎便知”【13】。为何巴格达空袭会被误认为堪比二战(单次空袭投弹数万吨、致死数万人)的毁灭性打击?

部分答案在于新闻媒体——从首夜空袭起,它们就用"炸弹雪崩"等夸张修辞渲染大规模攻击。美军发言人本应提供平衡详实的解释,却选择炫目短促的新闻片段,进一步加剧了认知扭曲。

但单纯归咎媒体,忽略了空袭策划者的战略本意与隐形战机的运用逻辑。42架F-117在"沙漠风暴"中执行1,296架次任务(实施2,358次单独打击),投弹2,077枚,约占空军制导武器总吨位的30%【14】。鉴于其高精度与生存能力,人们普遍认为隐形战机专用于高威胁区域——这些区域要么令常规战机易受攻击,要么需避免附带损伤。美国防部《波斯湾战争报告》甚至强调,F-117"主要针对巴格达市中心严密设防区域的目标"是其决定性贡献【15】。

然而数据显示:仅有295次隐形战机打击(占其总任务量12%)针对首都目标【16】。根据第37战斗机联队记录,2,358次打击中493次(21%)针对远离城市的机场,另有193次(8%)针对科威特和巴士拉地区目标【17】。事实上,F-117打击频次前十的目标中(合计662次打击,占其总活动量27%),有九个早在战争初期就遭其他空军力量反复攻击,且均远离巴格达。唯一位于市中心环形防御圈内的目标,是复兴党总部【18】。

就军事史意义而言,隐形战机无疑证明了:在严密防空网下的都市丛林中,既能精准定位单个目标,又能最大限度降低传统空袭的附带损伤。但公众(甚至官方)对其"常驻巴格达"的错觉带来明显弊端:当关于平民伤亡的宣传战白热化时,这种夸大打击密度的认知¹⁹最终导致了对首都空袭的后续限制。

image

表1统计的是投弹量而非命中量(参见表2)。数据来源包括作者从空军"Checkmate"部门、海湾战争空中力量调查组(GWAPS)、第37联队档案获取的信息,以及作者对巴格达的实地调研【11】。

注:巴格达地区电力设施——巴格达南电厂("拉希德"电厂)、杜拉电厂及瓦齐里亚变电站——仅由战斧导弹实施打击。

目标分类说明

. 领导层设施:含"阿米里亚避难所"(阿尔弗杜斯C3地堡)、VIP防空洞(政府控制中心南)、新总统府、总统官邸及地堡、总统特别安全服务大院

. 党政机关:含复兴党总部、巴格达会议中心、伊拉克情报总局、地区情报总部、工业部、军事工业化委员会

. 军事指挥机构:含伊拉克空军总部、国防部(MOD)、国家计算机中心、国防部总部、军情局及共和国卫队总部

. 防空系统:含巴格达防空司令部(瓦赫达)与RADREL终端防空指挥部

. 空军基地:穆萨纳机场

. 通信枢纽:含"AT&T大楼"(拉希德街)、巴格达多用途无线电中继终端、电信中心、发射站、自由广场电话局(贾德里亚)、杰努布电话局(卡尔赫区马蒙)、麦丹广场(巴布穆阿德姆)电话局、萨达姆城交换中继站、舍马尔邮电局

. 宣传系统:含巴格达国际无线电发射台(AM)、国际接收站/RADREL、主要电视发射/天线中心(阿赫拉尔)、"国际电视/新闻"中心、新闻文化部

. 交通要道:阿赫拉尔桥、共和桥、烈士桥与"7·14"桥

. 军事仓储:巴格达陆军仓库与短程导弹组装设施

. 能源设施:杜拉炼油厂

数据来源注解

主要援引:

● 海军分析中心《沙漠风暴重建报告》第2卷第1部分第124/142/246/340页;第4卷第1部分第173/251页;第5卷第1部分第386/420-434页

● 根据《信息自由法》解密的《波斯湾战争行动纪要》秘密版T-256文件

● 阿特金森著作第37页;戈登与特雷纳合著第216页

首日(1月17日)打击目标:

复兴党总部、国防部总部、新总统府、杜拉/拉希德电厂及巴格达区域变电站、杜拉炼油厂

次日(1月18日)打击目标: 政府控制中心南、国防部计算机中心(巴布穆阿德姆)、杜拉/拉希德电厂及变电站、杜拉炼油厂

后续空袭均针对领导层及C3(指挥-控制-通信)目标。

术语定义

打击架次(Strikes) 指单次轰炸任务,每架次计划向目标投掷 1至2枚炸弹。

命中(Hits) 根据第37联队判读标准,通过战机枪炮摄像机视频确认炸弹:

● 精确命中(On Aimpoint):落点在瞄准点范围内

● 近距命中(Near Aimpoint):落点紧邻瞄准点(具体判定标准未公开)

脱靶(Misses) 炸弹明显偏离指定瞄准点,未达到预期打击效果。

未投弹(No-drops) 飞行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未释放任何弹药(可能因目标识别失败、武器系统故障或任务中止等原因)。

巴格达的遇袭目标,这些目标名称与该建筑的实际名称有所差异。

2 个赞

若如某些人所言"沙漠风暴"是首场信息化战争,那么空军的表现堪称踉跄。

隐形战机投下的最具影响力炸弹来自1月17日夜间第二波空袭——当查尔斯·霍纳中将首次公开展示录像时,这枚炸弹正击中穆萨纳机场东南缘13层高的伊拉克空军总部大楼【20】。随后传说称F-117首夜"命中"50余个目标,"摧毁"40%战略目标【21】。

尽管巴格达战况报道绘声绘色,事实却大相径庭:开战24小时内仅有10枚2000磅炸弹与39枚战斧巡航导弹攻击市区目标,次日昼夜仅追加5枚炸弹与18枚导弹。虽然空军规划者在首夜断电时欢呼雀跃(全系战斧导弹之功,隐形战机从未袭击发电厂),这一成就掩盖了该目标群本属最脆弱、且攻击皆在首都外围实施的事实。

image
image

(上图)燃烧的城市。1945年8月2日,B-29轰炸机群空袭后,日本富山市90%的区域陷入火海。(左图)施韦因富特的烈焰。军用设施、工业区与居民区被密集的炸弹覆盖。然而在波斯湾战争结束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竟将巴格达遭到的轰炸称为"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之一"。

三日后统计显示,F-117仅在首都领导层目标成功投下6枚炸弹,巴格达总计16枚。尽管全国范围对领导层打击效果更佳【22】,但首都似乎获得了某种豁免权——巴格达首周仅遭受14次隐形战机领导层打击,不足该机型总出击量的15%。防空火力、恶劣天气、人为因素及战争"摩擦力"严重干扰了原定计划。

伊拉克首轮反轰炸宣传针对1月23日"奶粉厂"事件,随后关于平民伤亡的公开辩论迅速偏离现实。数万架次空袭后,电视报道的平民损伤案例不足六起,但每则伊方消息都引发强烈反响,双方舆论交锋日趋尖锐。奶粉厂风波数日后,首篇约旦公路遭袭报道伴随"飞毛腿狩猎"行动出现,连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都首次发声,谴责油罐车与难民车队遭袭"不可接受"【23】。作为联军名义成员的苏联更向布什政府强烈抗议空战"暴行"【24】,总统则在国情咨文中保证"伊拉克持续战争的能力正被摧毁……我们无意毁灭伊拉克及其文化人民"【25】。

随着"飞毛腿"危机频发,巴格达逐渐淡出焦点。战争第二周全周首都仅遭32枚炸弹袭击;至1月底巴格达约60次遭袭,不足原计划三分之一【26】。2月初巴士拉疑似遭地毯式轰炸的新闻令五角大楼发言人愈发焦躁【27】。"我们从未承诺零附带损伤,"托马斯·凯利中将在简报会上抱怨:

● 我们强调的是飞行员严格遵循瞄准规范……事实上他们竭尽全力执行任务。我们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附带损伤,但战争本就是肮脏行当,不幸的是损伤无法杜绝【28】。

当时伊方宣称平民伤亡尚不足五百【29】,军方发言人却近乎在承认隐蔽损伤,舆论氛围恍如德累斯顿或东京大轰炸重现。

2月13日阿尔弗杜斯避难所遭袭时,首都空袭行动已陷入广泛困惑。阿米里亚事件虽是单次最惨烈平民屠杀(伤亡约等同此前一月总和),但正因如此,反而突显空军在限制附带损伤方面的成功。

这场宣传战究竟是伊拉克赢了,还是美国输了?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公布巴士拉惨状录像后,参联会情报主任麦克康奈尔少将辩称:

● 确实存在附带损伤案例,但宏观来看……比例极低。精确武器完全实现了设计初衷【30】。

他通过指出无人愿听的真相来捍卫打击精度:伊方宣传基本属实,不存在"隐蔽"损伤。"每起已知平民伤亡事件都被电视台播报,"这位将军说,“回想起来可能就两三起。”

虚无的核心

自1990年8月首次“雷霆”行动(Instant Thunder)简报起,巴格达便成为空中战役的象征性核心,其目标在于“瘫痪、瓦解并孤立萨达姆政权,消除伊拉克的进攻/防御能力……并创造条件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31】。

本文无意探讨萨达姆·侯赛因是否为此战的真正焦点。美国政府官方否认参与任何针对个人的“斩首行动”,但中央司令部(CENTCOM)空中作战部门“黑洞”(Black Hole)的策划者们逐渐达成共识:对核心目标的打击旨在孤立萨达姆及其复兴党政权。此举将“切断领导层与民众的沟通能力”【32】,制造“通信真空”以瘫痪指挥体系,进而引发内部动荡甚至政权颠覆【33】。对巴格达的精准轰炸将向伊拉克民众“传递”政权脆弱性的信号,而对领导层与通信设施的打击则将彻底切断物理联系。

目标专家与策划者通过访谈美国及外国承包商、外交官、伊拉克叛逃者及流亡人士,试图定位首都的关键目标点。美国空军总部“将军棋”(Checkmate)小组负责人约翰·沃登上校(Col John Warden)曾站在卫星照片前描述道:

“例如,他们会说:‘那栋建筑的二楼曾是军事指挥中心,我上班路上常经过它。’我们通过多方渠道核实信息,确认无误后便将其列入打击清单。”【34】

战前,伊拉克全国共锁定33处领导层目标,数量仅次于防空设施与常规军事支援目标【35】。其中包括25个潜在指挥中心【36】(多数配备“先进掩体结构”【37】)。在巴格达,5个与总统府相关的目标(含2处掩体)被精确定位,另有6处位于邻近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与塔吉(Taji)(均在三英里半径范围外)。不过,巴格达数量最多的目标类别是18处指挥、控制与通信(C3)节点,涵盖电话交换站、广播电视塔及疑似搭载光纤电缆的桥梁。

“黑洞”小组负责人巴斯特·格洛森准将(Brig Gen Buster Glosson)担忧空中战役可能仅被允许持续数日,施瓦茨科普夫将军(General Schwarzkopf)亦倾向认同此观点。格洛森表示:“战争可能戛然而止……而我们还有大量任务未完成。”【38】 因此,作战计划要求尽可能分散攻击整个目标群。传统“逐个击破”的集中轰炸模式被摒弃,单个目标的炸弹投放量亦被削减【39】。隐形战机成为这一“表面”策略的核心工具,“黑洞”策划者将每轮攻击中8架F-117对单个典型目标投掷8枚炸弹的预设,改为每目标仅投放1至2枚【40】。

事实上,隐形战机打击的十大目标中有九个……都是远离巴格达、早在战争初期就遭其他空中力量反复攻击的对象。由于认为突袭机会转瞬即逝,针对领导层的打击也被"前置部署",以期实现先发制人。【41】首都圈18个目标被指定在开战前三日实施轰炸【42】,其中10个属于领导层与国家C3系统范畴【43】。然而每个目标无论规模大小或重要程度,均受到同等程度的打击——军事设施、复兴党机构、情报据点乃至萨达姆行宫,都仅用一枚2000磅炸弹或3至6枚1000磅战斧巡航导弹攻击。

战前对潜在附带损害进行了充分评估:行政当局完整听取了48小时作战简报,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详细审查了打击清单【44】;专门绘制了标注"孤立区域"“人口稀疏区”“居民区”"工业区"的城区地图,并以特殊标识注明目标是否涉及化学武器或毗邻医院、清真寺【45】;隐形战机飞行员携带标有外国使馆等"敏感设施"的专用地图【46】。

当"黑洞"小组一月底开始锁定市中心四座桥梁(怀疑其埋藏用于飞毛腿导弹发射指令的光纤通道)【47】时,微观管控开始介入。2月4日纳西里耶镇桥梁袭击造成的惨剧已被伊拉克成功用于宣传战【48】,尽管巴格达同类桥梁轰炸(包括1月30日误击中央银行事件【49】)尚未引发舆论危机,鲍威尔将军仍将桥梁列为高风险目标。他在阿米里亚事件前一周多就告知施瓦茨科普夫不值得冒险,后者随即命令格洛森暂停相关行动【50】。

就在鲍威尔首次叫停首都圈打击时,中央情报局(CIA)评估认为:巴格达与科威特战区(KTO)的安全通信能力仅"中度受损",备用路由依然畅通【51】。事实证明通信网络比目标规划者预想的更具冗余性和可修复性,尤其是地下同轴电缆、光纤与计算机化交换系统"极难彻底瘫痪"52。随着桥梁和疑似通信节点(拉希德酒店地下设施)被移出清单,"黑洞"计划组转向其他C3节点,在2月13日对巴格达发动了37次隐形打击——创下单日最高纪录(见表2),阿尔弗杜斯C3地堡正是当日目标之一。

袭击发生后,华盛顿方面坚持要审核所有城市打击目标。【53】多位"五角大楼高层"和"行政当局"官员以匿名方式透露,阿米里亚区是因空袭行动成功而启用的重要备用"领导层"藏身处。【54】但到阿米里亚事件发生时,伊拉克领导层已领悟出更简单的生存法则:远离显眼设施,静待美国人速战速决后撤离。凯利将军本人也不经意间传递了这种豁免信号:“我想告诉伊拉克人民,夜晚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自家床上,因为我们不会轰炸居民区。”【55】

安眠卧榻

1月27日彼得·阿内特采访萨达姆·侯赛因时,地点是巴格达西北部一栋普通民居,远离市中心的总统官邸群【56】。苏联特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开展穿梭外交时,同样是在寻常民宅而非政府设施中会晤这位伊拉克领导人【57】。

战前,伊拉克领导层曾就萨达姆及其核心圈层的驻地展开辩论。以铜墙铁壁般安保著称的总统办公室与总统卫队,本可在众多建筑与官邸中任意选择。尽管底格里斯河湾五平方英里的总统官邸区内存在大量显眼目标(包括地下指挥中心【58】),但也分布着数十栋要员住所与伪装"安全屋"。城内还星罗棋布着其他政府与复兴党办公场所。

联合国最后期限前夕,伊拉克政府通知外交使团将把所有职能机构撤出首都【59】,并组织民防演习训练平民疏散。空袭开始时,大量民众涌向乡下投亲靠友,以躲避预想中的都市灾难。但核心圈层很快发现,多数应急预案根本无需启动——据官员透露,苏联与法国政府均向其保证:联军不会摧毁首都、不会占领伊拉克,轰炸行动与此承诺并不矛盾。

伊拉克官员众口一词地表示,开战数日后他们就已摸清打击规律与破坏限度。虽然官方宣传称空袭开始时萨达姆正与部队驻守科威特,但亲近总统的消息源证实他当时身处巴格达,特意挑选了一处看似无害的民居。数日后他便搬回官邸建筑群。设在巴比伦的国家级"战术"指挥中心(距首都车程不足45分钟)仅偶尔启用。

尽管沃登认为C3打击使萨达姆的指挥系统"退化至1815年威灵顿与布吕歇尔在滑铁卢的水平"【60】,但这不过是美式电子依赖思维的镜像投射。美国情报界深知萨达姆惯用面谈与特使传递"官方"指令。两伊战争期间,他常突访前线或召将领至巴格达(车程数小时或直升机30分钟)以强化个人威慑【61】。飞毛腿导弹发射授权、战机逃往伊朗、海夫吉突袭等行动仍需巴格达批准,但领导层目标轰炸与通信破坏收效甚微。伊官员称指令通常书面下达并由特使传递,且被炸目标多属空置建筑。

被问及巴格达轰炸对政府决策或军力的影响时,知情官员表示鉴于其短期战争(至少短期空战)的预设,仅能列举轻微效应——紧急发电机保障了核心需求。工作习惯与日常生活方面,除战争固有"不便"外,他们举不出任何实质性负面影响。

尽管战略轰炸的心理震慑是其核心特质,针对特定目标的打击本应传递精确信号【62】,但伊官员得意地指出,这种精准反而令人安心。在人口超四百万的巴格达,零星空袭验证了其不屈服决策的正确性。二月初,返城人流与基础商业的恢复更显民众认同。

对领导层的精准轰炸或许意在向伊拉克民众"传递讯息",但多数巴格达居民对萨达姆权力中枢的运作一无所知。讽刺的是,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萨达姆或复兴党真正遭受威胁【63】。有限的轰炸行动本身就成了最直白的信号。"若问轰炸对巴格达的影响,更密集的空袭显然会更震撼人心,"1993年一位外交部官员坦言。

精准的局限

空权论者将伊拉克战略纵深内众多目标的快速精确摧毁作为空战成功的主要证据。战后调查确认了C3设施的精准破坏【64】,但难以证明物理损伤切断了领导层联系。沃登宣称:“当指挥通信遭受伊拉克这般重创时,领导层难以指导战争努力”,并称"通信中断不仅削弱国民士气,更助长异见者叛乱"【65】。但即便与南部的通信变得困难,也缺乏证据表明这影响了战争指导。美方论断只是对精确轰炸预期效果的想象【66】。

同样,兰德公司《空权联盟》研究报告称巴格达桥梁攻击"切断了光纤通信电缆"【67】,却无证据支撑该结论。事实上,战末美国国防情报局(DIA)评估认为:

尽管全力破坏伊拉克军民国家网络,联军仍未能永久性削弱短程弹道导弹指挥控制能力……直至战争最后阶段,巴格达仍保有从新发射区启动攻击及将导弹从城市目标转向迪莫纳核反应堆等高价值军事目标的能力【68】。

早在2月28日停火前,伊拉克就在诱饵欺骗与应对精准轰炸方面展现出惊人机巧。全国范围内,他们大规模转移工厂与控制设施的贵重设备、计算机、档案资料。电话局、发电厂、炼油厂乃至巴格达博物馆的敏感设备与备件均被转移至预估安全区域【69】。

表象与实质

1991与1993年两次赴战后巴格达实地勘察百余个打击目标后,我清晰认识到:这场针对萨达姆的"圣战",不过是在与他的建筑物交锋【70】。走访各部委、总部与通信站点暴露出精准轰炸的致命反讽——攻击确实极少波及周边,建筑也确实无法使用,但伊官员早已撤离常规办公场所,备用通信网络在未被系统性威胁的情况下迅速重建。

"表层"轰炸确保了军政领导层的安全。例如国防部迁入青年部大楼,总统办公室转移至底格里斯官邸群内的中央计划部大楼(距遭炸的共和桥仅200英尺)。无确凿证据表明任何巴格达领导层目标遭袭时仍在使用——部长与核心人员1月17日前便携带设备文件撤离。对电话局、无线电中继站、桥梁与发电厂等目标,一两枚精确炸弹足以达成功能性摧毁,但无法证明少量炸弹能在短期战争中击败"领导层"或社会核心。

心理战的反噬

尽管巴格达轰炸未对平民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但克制的空袭规模产生了灾难性反效果。在巴士拉等遭受更"传统"密集轰炸的南方与北部城市,民间骚动剧烈且中央政府控制力确实被削弱(尽管这些库尔德与什叶派地区本就对巴格达敌意深重)。而空袭受限的巴格达,萨达姆的统治依旧稳固。停火后民众曾期待联军施压促成政权更迭,当希望落空,多数人迅速回归战前生活。政权利用阿米里亚"大屠杀"与奶粉厂轰炸事件塑造受害形象,稀疏的轰炸反而使这类宣传更可信——为何众多政府目标安然无恙,唯独这些民用设施遭袭?

权力的假面

尽管空军夸耀炸弹如何穿透萨达姆宫殿与部委大楼的电梯井【71】,但国家控制体系的真正根基——内安全机构、基层复兴党网络、政府办公室、城区军营——毫发无损。目标选择与表层战略难辞其咎:战争最后一日对空置复兴党总部大楼的徒劳攻击,以及关于是否轰炸雕像的可笑争论,暴露出"沙漠风暴"行动中空军战略思想的贫瘠。萨达姆无力掌控首都制空权,美军能轰炸任何目标——这对空权而言何等"伟业"。然而巴格达最终沦为领导层崇拜的象征性祭品。究竟何种因素促使萨达姆撤军(领导层打击、传统战略轰炸、战术空袭还是地面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撰稿人

威廉·M·阿尔金(William M. Arkin,马里兰大学理学学士)是一位独立作家和顾问。他曾担任国际研究小组(即所谓的哈佛研究小组)的军事顾问,并于1991年至1993年在战后的伊拉克呆了七周,视察了350多个被轰炸的地点,采访了伊拉克官员、士兵、技术人员和平民。他广泛地讲述他对战后伊拉克的观察。1995年,他获得了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研究战争中电力系统的轰炸问题,并于1996年作为人权观察的顾问访问了黎巴嫩,视察了以色列的袭击事件。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空战真实影响的书—— 《瞄准伊拉克》。阿尔金1974年至1978年担任陆军情报分析员,著有或合著了九本军事书籍,包括著名的《核武器数据手册》系列。他的最新著作是《美国军方在线:国防部互联网访问指南》。他是《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专栏作家。

免责声明

本文表达的结论和观点均为作者在空军大学言论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得出的结论和观点,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国防部、美国空军或空军大学的官方立场。

参考文献:

  1. Rick Atkinson, Crusad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3), 288-89.

  2. Colin Powell with Joseph E. Persico, My American Journ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513.

  3. Of more than 215,000 individual weapons dropped, 10,500 were laser guided. Of these, fewer than 8,000 were used against “strategic targets.” See Thomas A. Keaney and Eliot A. Cohen, Gulf War Air Power Survey (hereafter GWAPS), vol. 5, pt. 1, 549-54.

  4. A total of 84,200 tons were dropped by US aircraft.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Reaching Globally, Reaching Powerfully: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e Gulf War: A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September 1991), 28;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Final Report to Congress, vol. 2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2), T–78.

  5. The Ba’ath party headquarters took 28 bombs, Iraqi air force headquarters took 17, and Muthenna airfield took 25. Information taken from an informal F–117 strategic target list and “scorecard,” 37th Fighter Wing, obtained by the author. Six Tomahawks were also fired against Ba’ath party headquarters on 17 January. GWAPS, vol. 4, pt. 1, 173; and vol. 2, pt. 1, 124, 246.

  6. See for example John A. Warden III, “Employing Air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Future of Air Power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ulf War, ed. Richard H. Schultz Jr.,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Maxwell AFB, Al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92), 81; John R. Pardo Jr., “Parallel Warfare: Its Nature and Application,” i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nticipating US Military Security Concerns, ed. Karl Magyar et al.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283; Casey Anderson, “`Hyperwar’ success may alter AF doctrine,” Air Force Times, 22 April 1991, 24; idem, “Air Force looks at going deep quickly in future wars,” Navy Times, 29 April 1991, 27; “Catching up with doctrine,” Jane’s Defence Weekly, 29 June 1991, 1174.

  7. Quoted in Samir al–Khahl, “Iraq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 April 1991, 10.

  8. Private written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author.

  9. This excludes Rasheed airfield and targets in the suburbs of Abu Ghraib and Taji.

  10. “We did not carpet bomb downtown Baghdad,” said Gen Merrill McPeak,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in his end of the war briefing. “It’s obvious to anyone who has been watching on television, the pictures of Baghdad neighborhoods untouched, people driving around, walking around on the sidewalks and so forth . . .” (emphasis added). Gen “Tony” McPeak, USAF, DOD news briefing, Friday, 15 March 1991, 2 P.M. EST. “To do the things that we did in Baghdad in the old days would have taken large numbers of bombs with a lot of damage to surrounding areas,” added Lt Gen Charles Horner. “These guys went out there night after night and took out individual buildings” (emphasis added). Eric Schmitt with Michael R. Gordon, “Unforeseen Problems in Air War Forced Allies to Improvise Tactics,” New York Times, 10 March 1991, A1.

  11. Paul Lewis, “Iraq’s Scars of War: Scarce and Precise,” New York Times, 22 April 1991, A1.

  12. Milton Viorst, “Report from Baghdad,” The New Yorker, 24 June 1991, 58.

  13. Erika Munk, “The New Face of Techno–War,” The Nation, 6 May 1991, 583.

  14. There were actually 2,592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to drop bombs, but many strikes were aborted. See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vol. 2, T–75; USAF Fact Sheet, “37th Fighter Wing, Operation Desert Shield/Operation Desert Storm,” current as of November 1991. A strike i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sortie by the fact that most F–117 sorties included two distinct strikes with one weapon earmarked to be dropped on one aimpoint and a second bomb earmarked to be dropped on a second aimpoint. Occasionally, the aimpoints were at the same target, but far more often, they were at different ones, sometimes at great distances apart. Information on ordnance expenditures was provided by CENTAF in response to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quest: 1,316 GBU–10, 33 GBU–12, 718 GBU–27, and four Mk84LD. The slightly different 2,077 figure is contained in letter, 37th Fighter Wing (37 OSS) to the author, subject: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Request #92–01, 11 February 1992.

  15.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vol. 2, T–75.

  16. Informal F–117 strategic target list and “scorecard,” 37th Fighter Wing. These aircraft dropped 244 bombs (11 percent of stealth’s total). A total of 96 Baghdad sorties were aborted and weapons were not dropped due to weather, air defenses, the inability of the pilots to acquire the target, or equipment malfunctions (see table 2).

  17. Ibid.

  18. The ten top stealth targets include the Samarra chemical weapons plant (149 missions), Salman Pak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development facility (72 missions), Ubaydah bin Al Jarrah airfield in Kut (72 missions), Balad airfield (60 missions), Tallil airfield (57 missions), Tuwaitha nuclear research center (56 missions), Ba’ath party headquarters (55 missions), Al Asad airfield (48 missions), H2 airfield (47 missions), and Qayyarah airfield (39 missions).

  19. Perhaps the White House’s pressure on news media executives to remove their reporters from Baghdad prior to the bombing had other purposes, but the news media understood Marlin Fitzwater’s personal entreaties as a warning that people in Baghdad were “in grave danger” given the intensity of bombing that would occur. Peter Arnett, Live from the Battlefie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363–64. See also John R. MacArthur, Second Fron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the Gulf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185-87.

  20. Gen H. Norman Schwarzkopf and Lt Gen Charles A. Horner, CENTCOM news briefing, Riyadh, Friday, January 18, 1991, 7 P.M. EST.

  21. Air Force Posture 1995, Joint Statement of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Sheila E. Widnall and Chief of Staff General Ronald R. Fogleman: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22 February 1995, 18;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156, 222. See also Lt Gen Charles A. Horner, Stealth and Desert Storm,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Defen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30 April 1991, 2; “The Value of Stealth,” Testimony by General John M. Loh before the House Defense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30 April 1991, 3.

  22.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week, a total of 51 stealth and 36 Tomahawk missile strikes, supplemented by eight F–16s and four F–111Fs, were scored as having been flown against leadership targets. GWAPS, vol. 5, pt. 1, 419–25. F–16 sorties were flown against 3d Corps headquarters in Kuwait, formally part of the leadership category. Four F–111Fs were tasked to hit Saddam’s “Tikrit summer house” on the first night, and one strike was reported as successful. F–111F target list and “scorecard” obtained by the author.

  23. On 30 January, Jordan’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at four of its nationals and one Egyptian were killed in deliberate and brutal allied air attacks on the Baghdad–Amman highway. BBC World Service, Gulf Crisis Chronology (London: Longman Current Affairs, 1991), 209. See also UPI (United Nations), “UN Leader Condemns Reported Bombing of Jordanian Drivers by Allied Forces,” 4 February 1991; Rick Atkinson and Dan Balz, “US: Iraq Exploiting Civilians,” Washington Post, 5 February 1991, A1. The President of Tunisia, Zini El Abadine Ben Ali, told the UN on 30 January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Iraq was “intolerable.”

  24. James A. Baker III with Thomas M. DeFrank,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95), 402, 404.

  25. The president’s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29 January 1991, contained in Foreign Policy Bulletin, January-April 1991, 58.

  26. Michael R. Gordon and Bernard E. Trainor, The Generals’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nflict in the Gulf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312-13. Gordon and Trainor state that about a hundred strikes had occurred in Baghdad by the two–week mark, but they overestimate (see table 1).

  27. Mark Fineman, “Smoke Blots Out Sun in Bomb–blasted Basra,” Los Angeles Times, 5 February 1991, 7; Nora Boustany, “Iraq Waits `Impatiently’ for Ground War to Start,” Washington Post, 8 February 1991, A16; Carol Rosenberg, “Scenes of war’s havoc,” Philadelphia Inquirer, 10 February 1991, 1A. Brig Gen Richard Neal responded to the claims with a lengthy explanation that substantiated hidden damage: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Basra is a military town in the true sense. . . . As a result of all of these different targets that are close to radio transmission stations, communications places, POL [petroleum, oil, and lubricants] storage, chemical plants, significant warehousing capabilities . . .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separate these. But even having said that, I think our targeters and the guys that deliver the ordnance have taken extraordinary steps to try and limit collateral damage. But I will be quite frank and honest with you,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collateral damage because of the proximity of these targets close to, abutting civilian sites.” (CENTCOM news briefing, 11 February 1991, 10 P.M. EST)

  28. Lt Gen Thomas Kelly, DOD news briefing, 7 February 1991, 11:30 P.M. EST.

  29. On 5 February, Foreign Minister Tariq Aziz said that 428 Iraqi civilians had been killed and 650 wounded in bombing attacks since the war began. On 6 February,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108 Iraqi civilians had been killed and 249 wounded in attacks on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Alan Cowell, “Iraq Suspending Fuel Sales, As Raid Widens Shortages,” New York Times, 6 February 1991, A11. On 8 February, some 600 civilian fatalities were quoted. Nora Boustany, “Iraq Waits `Impatiently’ For Ground War to Start,” Washington Post, 8 February 1991, A16. The Iraqi Minister of Religious Affairs claimed on 11 February that “thousands” of civilians had been killed or wounded in bombing, a significantly higher figure than the previous 650 dead and 750 wounded given out by the Information Ministry. “Iraqi Lifts Estimate of Civilian Loss to Thousands,” New York Times, 12 February 1991, A13. The statement was obviously intended for Arab audiences.

  30. Rear Adm Mike McConnell, DOD news briefing, 22 February 1991, 3:30 P.M. EST.

  31. Air Force/Checkmate briefing (TS/LIMDIS), “Instant Thunder: Proposed Strategic Air Campaign,” 14 August 1990, declassified and released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32. GWAPS, vol. 1, pt. 1, 109. Given Iraq’s highly centralized decision making, “isolation and incapacitation” was labeled a bombing objective of “overriding importance.”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199. See also GWAPS, vol. 2, pt. 1, 22. “The intent was to fragment and disrupt Iraqi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hip by attacking its C2 [command and control] of Iraqi military forces, internal security elements, and key nodes within the government. . . . The target set’s primary objective was incapacitating and isolating Iraq’s senior decision–making authorities,” the report went on to say.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126-27.

  33. GWAPS, vol. 1, pt. 1, 157.

  34. Airpower in the Gulf, 45.

  35. GWAPS, vol. 1, pt. 1, 10, 115; vol. 2, pt. 2, 280.

  36. GWAPS, vol. 2, pt. 1, 206.

  37. Air Force/Checkmate briefing, “Desert Storm,” n.d. (postwar circa 1992), released under the FOIA.

  38. GWAPS, vol. 1, pt. 1, 164. At Warden’s briefing on 17 August, Schwarzkopf said that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week we’ll have all kinds of pressure to get ou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will scream. If we can be done in six days, we can say we’re sorry and get out. [It] may not be pretty, but we’re gonna get this.” Richard T. Reynolds, Heart of the Storm: The Genesis of the Air Campaign against Iraq (Maxwell AFB, Al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9.

  39. GWAPS, vol. 1, pt. 1, 165.

  40. GWAPS, vol. 1, pt 1, 123; vol. 1, pt 2, 173.

  41. GWAPS, vol. 2, pt. 2, 282.

  42. These targets included the Rasheed street communications center (the so–called AT&T Building), Baghdad international RADCOM transmitter, Jenoub (Ma’moon) communications facility, Baghdad international receiver/radio relay station (north of Al Firdos), Baghdad military intelligence headquarters, Baghdad RADREL terminal air defense headquarters (Wahda), Ba’ath party headquarters, Doura electrical power plant, Iraqi air force headquarters, Baghdad TV center, Iraqi Intelligence Service headquarters, Maiden Square telephone exchange (Bab al Muadem), Ministry of Defense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Culture, the MOD/National Computer Center, New Presidential Palace, the Baghdad presidential residence and bunker, and the Shemal telecommunications exchange.

  43. These included Baghdad internal security headquarters, Baghdad military intelligence headquarters, Ba’ath party headquarters, Iraqi air force headquarters, Iraqi Intelligence Service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se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Culture, the MOD/National Computer Center, New Presidential Palace, and the presidential bunker.

  44. GWAPS, vol. 1, pt. 1, 90; vol. 2, pt. 2, 78; Gordon and Trainor, 365.

  45. GWAPS, vol. 1, pt. 1, 89.

  46.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133.

  47. GWAPS, vol. 2, pt. 2, 285-87;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238; Atkinson, 295.

  48. The announcement by Iraq was made on 6 February. “Iraqis Sever Ties with Six Nations,” New York Times, 7 February 1991, A1; Nora Boustany, “Iraq Charges High Civilian Toll in Air Raids,” Washington Post, 7 February 1991, A1; Alfonso Rojas, “A bridge too near for civilians as bombers strike,” Guardian (London), 8 February 1991.

  49. On 30 January, an attack against the downtown Ahrar bridge, near the Mansour Melia Hotel, mistakenly hit the Central Bank in the old market area; there were no casualties. Baghdad bridge attacks were reported in R.W. Apple Jr., “Heaviest Shelling by the Allies Yet Rips South Kuwait,” New York Times, 13 February 1991, 1; “Two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it in Allied Air Strikes on Baghdad,” New York Times, 13 February 1991, A14; “Iraqi Lifts Estimate of Civilian Loss to Thousands,” New York Times, 12 February 1991, A13. During a visit to the Marines, Schwarzkopf was asked about the bombing of the Baghdad bridges on 13 February. He stated that there was “a very, very, very good reason for bombing that bridge in Baghdad,” which he wrongly said was part of a key supply route that was being used to support Iraqi troops in Kuwait. UPI (Northern Saudi Arabia), “Schwarzkopf Defends US Bombings,” 14 February 1991. The bombing of the Central Bank was first reported in Lee Hockstader, “Battered Baghdad Struggles On: Citizens of Iraqi Capital Bemoan Reversal of Fortunes,” Washington Post, 28 February 1991, A1.

  50. The GWAPS speculated that television’s publicizing of the Nasiriyah bridge strike on 4 February may have influenced Powell. “Civilian deaths at that site may have increased Powell’s reaction to F–117 night strikes against bridges in downtown Baghdad.” GWAPS, vol. 2, pt. 1, 221. “Decision makers in Washington appear to have concluded that these effects [from severing the bridges] were not worth the adverse media publicity that a systematic attack on Baghdad’s bridges would, in all likelihood, have produced. . . . GWAPS could find no unequivocal documentary record of bombing restrictions emanating from Washington.” GWAPS, vol. 2, pt. 2, 287. See also Eric Schmitt, “Iraq Said to Hide Key War Center in a Baghdad Hotel For Foreigners,” New York Times, 14 February 1991, A1; and R.W. Apple Jr., “Allies to Review Air Target Plans to Avoid Civilians,” New York Times, 15 February 1991, A1.

  51.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peration Desert Shield/Storm, MI [Military Intelligence] History, vol. 2, n.d. (1991), 8–113, partially declassified and released under the FOIA. On 6 February, CENTCOM reported that “Iraqi leadership appears to remain in control of its military forces.” CENTCOM SITREP for 6 February 1991, released under the FOIA.

  52. GWAPS Summary Report, 70. Since communications were reestablished, the targets “required persistent restrikes.”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127. National–level capability could be repaired, “and thus needed to be attacked repeatedly.” Ibid., 201.

  53. In the words of the Gulf War Air Power Survey,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the civilian losses ended the strategic air campaign against targets in Baghdad.” GWAPS, vol. 2, pt. 1, 206. See also Gordon and Trainor, 326-27.

  54. See for example Rick Atkinson and Dan Balz, “Bomb Strike Kills Scores of Civilians in Building Called Military Bunker by U.S., Shelter by Iraq,” Washington Post, 14 February 1991, A1; R. Jeffrey Smith, “Building Was Targeted Months Ago as Shelter for Leaders,” Washington Post, 14 February 1991, A25; Michael R. Gordon, “U.S. Calls Target a Command Center,” New York Times, 14 February 1991, A17.

  55. Lt Gen Thomas Kelly, USA, and Capt David Herrington, USN, DOD news briefing, Wednesday, 13 February 1991, 3:30 P.M. EST.

  56. Arnett, 399-400.

  57. Literaturnaya Gazeta, 27 February 1991, quoted in GWAPS, vol. 1, pt. 1, 68.

  58. Targets identified by the US in this area included the Baghdad Conference Center, the Rasheed Hotel,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Government Control Center South (a communications/command center northwest of the New Presidential Palace), the New Presidential Palace and command center, a presidential residence and command center, Ba’ath party headquarters, Republican Guards headquarters, and the Presidential Security Service compound.

  59.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95.

  60. Atkinson, 274. By the end of the second week, the Air Force wrote, “With even back–up communications systems disrupted, Saddam Hussein was reduced to sending orders from Baghdad to Kuwait by messenger; the trip took at least 48 hours” (emphasis added). Reaching Globally, Reaching Powerfully: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e Gulf War, 23. Schwarzkopf also stated that “Saddam Hussein and the Iraqis have been forced to switch to backup systems, and those systems are far less effective and more easily targeted.” Gen Norman Schwarzkopf, Brig Gen Buster Glosson, CENTCOM news briefing, Riyadh, Saudi Arabia, 30 January 1991. “The bombing campaign seriously degraded Iraq’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 by destroying Saddam Hussein’s preferred secure system for communicating with his fielded forces.”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200.

  61. GWAPS, vol. 1, pt. 1, 69. Iraqi deserters in Desert Storm indicated high reliance on couriers. Interrogations of captured sailors after the Battle of Bubiyan revealed that secret orders were hand delivered from Iraqi naval headquarters in Basra to the captains of the Polnocnyy LSMs ordering them to sail their ships to the Bandar Khomeini port in Iran. CNA, Desert Storm Reconstruction Report, vol. 6, 4-7, partially declassified and released under the FOIA.

  62. Destruction of central C3, Glosson thought, would “put every household in an autonomous mode and make them feel they were isolated. I didn’t want them to listen to radio stations and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I wanted to play with their psyche.” GWAPS, vol. 1, pt. 1, 93.

  63. Though a large dose of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was meant to influence the people of Baghdad,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 PSYOP campaign was never implemented.

  64. A UN postwar survey stated that at least 400,000 telephone lines “were damaged beyond repair” that “the main microwave links connecting most of the cities were also damaged,” with additional C3 targets damaged to various degree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communications, consisting of the two satellite earth stations at Dujail and Latifiyah, two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Baghdad, and microwave and coaxial cable links to Turkey, Syria, Jordan, and Kuwait, were destroyed. Sadruddin Aga Kahn Report, 15 July 1991, 3, 7, annex 10. Also based upon the author’s observations in Iraq in August-September 1991 and February 1993.

  65. John A. Warden III, “Employing Air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Schultz and Pfalzgraff, 65.

  66. Even postwar analysis seems to accept without question that the bombing was having a psychological impact in Baghdad. “Undoubtedly,” one postwar report states, “the impact of six Tomahawks hitting the Iraqi Ministry of Defense between 1010 and 1017 [on 17 January] did little to improve morale of those in the building or neighborhood.” GWAPS, vol. 2, pt. 1, 143. “The destruction of several of the Iraqi government’s larger buildings in Baghdad would obviously have ha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n both government and people” (167).

  67. A League of Airmen, 130.

  68.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Iraqi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Lessons and Prospects,” defense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March 1991, obtained by the author, and also quoted in Gordon and Trainor, 498.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also falls into the trap of crediting physical destruction with functional effect, stating in a repor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omahawk missile that its use during daytime “had the added benefit of maintaining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the Iraqis in and around Baghdad.”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Cruise Missiles: Proven Capability Should Affect Aircraft and Force Structure Requirements,” NSIAD–95–116, April 1995, 25. Tomahawk was only an occasional visitor in the sparse campaign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was merely the alleged impact.

  69. Author’s observations in Iraq in August-September 1991 and February 1993, and interview with Ministry of Oi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Defense officials. UNSCOM concluded that “virtually the entire computer capacity” at Tuwaitha, as well as elements like electromagnetic isotope separation components and nuclear materials, had been removed before the war began. The materials had been moved to “emergency storage” in pits located in a farmland area a few miles from the nuclear facility. GWAPS, vol. 2, pt. 2, 365-66. UN inspection teams discovered that “most production equipment, components, and documents had been removed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air campaign.”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208. See also US Congress,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Iraq Rebuilds Its Military Industries, staff report, 29 June 1993, 9; and John Simpson, From the House of War (London: Arrow Books, 1991), 159.

  70. John Warden wrote as much after the war, stating that “first–day attacks did considerable damage to headquarters buildings (and presumably to files,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s)” (emphasis added), never with a hint of irony. John A. Warden III, “Employing Air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Future of Air Power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ulf War, 70.

  71. Reaching Globally, Reaching Powerfully: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e Gulf War, 21. Lockheed, in its promotional brochure about stealth, states that “pilots were informed in advance of certain key rooms within these buildings that should be hit, and the videotape records demonstrate that they did so with astonishing precision.” “Stealth: Our Role in the Gulf,” Lockheed Horizons 3, no. 1 (June 1991): 5. See also “War’s New Science,” Newsweek, 18 February 1991, 38; Philip Caputo, “War Tor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4 February 1991, 34; Michael A. Dornheim, “F–117A Pilots Conduct Precision Bombing in High Threat Environment,”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22 April 1991, 51; and Triumph Without Victory: The Unreported History of the Persian Gulf Conflic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