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解释性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一定会要求对兵棋推演的结果进行解释的，但我们又要如何解释“解释”这个观念呢？曾有人指出，从中外军队运用兵棋的历史看，兵棋推演以严格的规则为主要依据裁决，可以相对客观地预测未来的作战进程、结局．[1]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预测，而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把握，正确地把握了矛盾运动的全面的联系，得出的认识就会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待战争，我们不可能预测它的具体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大量占有的具体情况的材料，分析战争整体的矛盾运动，所梳理出来的认识，如果和未来的作战进程、结局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我们就说这一次的认识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除了这一种对认识的价值判断以外，不存在这个认识是一种准确预测的看法．而一个人（群）的认识纵使再全面地符合客观规律，也带有历史局限性，所以我们在看待一个人（群）的分析时，是看其对材料的运用是否适当，这样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有道理，是可解释的也是可信的．因此，别人的认识可以指导我们，但不是我们去认识的出发点，出发点是我们对相同材料或新材料的占有和具体分析．
战争变化多端，对战争的正确认识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一个结论上，当情况发生改变的时候，认识也要为之一变．总不能情况一变，预测就偏了，那么预测就从来不可能准确过，这是预测观念最大的问题，并且不能通过引入置信水平的概念避免掉（那样推演就会变成在满足一定的置信水平的条件下，尽量构造出较窄置信区间的实验问题），也不能以先验和后验甚至概率坍缩的语汇解释（贝叶斯方法更像是一种高效的概率计算技术，但其可解释性并不优秀，容易引发阐述中的决策/政策短期不稳定性；坍缩更糟糕，容易引发玄而又玄的不可知论）． 我们必须调整一切现有技术当中的预测观念路线，在兵棋中重塑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例如根据战役矛盾运动规律，战役目的与战役结构之间的矛盾贯穿于战役运动的全过程，战役目的是由战役结构直接促成的．一方面，两个敌对的战役目的都要求构建对己有利的战役结构为其服务，两个敌对战役目的牵引、推动、规范着一系列作战行动的目的、样式、空间、时间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战役结构对两个敌对战役目的又有反作用，双方的战役目的都依赖一套战役结构来实现，对有利的一方来说，战役结构起着促成、支撑其战役目的的作用，对另一方而言，战役结构导致其战役目的不能实现．[2]当指挥员认识到已有的战役结构不能实现战役目的的时候，往往需要改变战役结构去继续实现战役目的，甚至及时改变战役目的并调整战役结构．一旦这样的努力和行动依然符合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指挥员仍旧可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并不是预测到未来的作战进程、结局，而是通过认识能动地利用战役矛盾运动规律来设立己方实践活动的内容，达到加速或者延迟战争发展的目的．
预测观念路线将决策规则看作一个简单的if-then语句，由一个条件和一个预测组成，并认为决策规则遵循一个一般的结构：如果条件满足，则进行某种预测．[3]我们承认这样的语句可以成立，但语句包含的是一个条件和一种状态，如果条件满足则应当呈现一种状态，这样的一般结构就是认识．在思想观念、目的计划等主观意识的支配下去开展行动，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称其为“自觉能动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观能动性”．[4]换句话说，主观能动性并不等同于主观意识，它实际上是一系列行动的集合，这种行动的特殊性在于它依赖于人们在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而且已经进行到再实践的阶段，从事变革现实这一任务．具体来说就是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当中．[5]当我们谈论主观能动性（行动）所蕴含的状态的概率时，指的不是预测事件发生的概率，而是一种我们还未确定解析形式的概率扭曲函数π(p)，它把每一个保证条件期望存在的概率 p对应一个相应的权重π(p) ，并且假设这个函数是线性的，因此在期望效用的框架下，π(p)=p ．通过比较权重的大小，我们就能确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句话， 兵棋推演是由主观向客观、由认识向实践的再实践过程，能动性在战争中具有可以被观察到的客观性 ．而观察的客观性，则是辩证法能够把握事物各种关系的总和，以及把握事物自身的运动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注释
[1]彭希文主编：《兵棋从实验室走向战场》，国防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2]孙景伟：《战役矛盾运动规律研究》，第121-122页．
[3]黄智濒：《现代决策树模型及其编程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第5页．
[4]曹淑兰：《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原理的内涵及对人全面发展的启示》，《今古文创》2022年第37期．
[5]毛泽东：《实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