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美国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The 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发布了一份名为《沙漠风暴30年：1991年海湾战争空中作战的经验与教训》（DESERT STORM: 30 YEARS LATER——Lessons from the 1991 Air Campaign in the Persian Gulf War）的报告。报告主体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对“沙漠风暴”和“沙漠盾牌”的回顾。第二部分为四位经历了海湾战争的军官和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分别撰写的文章，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对30年前的那场战争进行了回顾。
以下翻译不代表本人认同或证实其内容，仅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研究机构介绍
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政策研究机构，建立的目的是促进对利用航空、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的国家安全战略优势的理解。米切尔研究所的目标是：（1）教育公众航空航天力量在实现美国全球利益方面的优势；（2）向关键决策者通报利用航空、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所创造的政策选择，以及必要投资的重要性，以保持美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航空航天国家；（3）培养政策领导人，让他们了解在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开展业务的优势。
官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下载本报告原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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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沙漠风暴”与“沙漠盾牌”：海湾危机中的空中力量
大空运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此时，萨达姆已经有能力继续入侵沙特阿拉伯，从而严重威胁甚至破坏国际石油供应。在当时美国的军事体制中，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是美国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职责范围（CENTCOM，由之前的的快速部署联合司令部〔Rapid Deployment Joint Task Force〕发展而来的联合司令部），时任司令为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
此时的当务之急是保护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显然无力抵御伊拉克的27个师向南进发，而美国装甲师最早也要9月24日才能抵达。因此，施瓦茨科普夫转向寻求空中力量：8月8日，第一架C-141携带着一个空运控制小组抵达，紧随其后的是F-15战斗机和第82空降师的一个特遣分队。接到部署通知38小时后，F-15就已经开始在伊拉克和沙特边境进行防御性的空中巡逻。8月10日，五角大楼宣布了“沙漠盾牌”行动。到8月20日，美国空军已在战区集结120架战斗机，35天后，联军的战斗机力量就已经与伊拉克相当。
从美国到沙特阿拉伯的空中桥梁占用了军事空运司令部（Military Airlift Command’s ，MAC）超过80%的C-141和90%的 C-5。同时，空军还第一次动员商用飞机用以补充军用运输机的不足。
“沙漠盾牌”至今仍是历史上最大的空运行动，每日运输量达到了柏林空运的十倍。整个空运运输量超过482000人员和513000吨物资，相当于搬运了一整个俄克拉荷马城。
美国空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KC-135与KC-10加油机为空中航线提供了加油服务。最终，整个加油机队的一半——约300架加油机被用于海湾战争，可供加油的空域都已被加油机占满。近100架加油机在大西洋上空建立了空中加油通道。对于战斗机而言，全程可能需要7（F-15E）到15（F-4G）次加油。
到1990年12月底，联军出动了2614架飞机，美国贡献了大部分的战斗机（1193架）和支援飞机（897架），沙特阿拉伯的战斗机数量紧随其后（216架），其次是英国（90架）和法国（48架）。
在作战最激烈时，非美国空中力量每天大约要进行100架次的任务，海湾战争中非美国空中力量飞行架次大约占14%。在作战损失的31架飞机中，14架来自非美国空中力量。
“沙漠盾牌”中联军的一支异型机多机编队，从左到右依次为卡塔尔的F-1“幻影”、法国的F-1C“幻影”、美国空军的F-16C、加拿大的CF/A-18A“大黄蜂”和卡塔尔的“阿尔法喷气”
始于空中打击的战争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开始。数百架联军飞机飞向夜空。凌晨2时39分，美国空军MH-53J特种作战部直升机引导美国陆军的两架AH-64摧毁了两个预警雷达站点。其目的是在第一枚炸弹在巴格达投下前21分钟，让一架F-15E战机潜入伊拉克。他们的任务是在F-117向巴格达投下第一枚炸弹的同时，打击伊拉克西部针对以色列的飞毛腿目标。同一时刻，美国空军F-117已经越过边境，摧毁了早期发现的几个关键的拦截引导中心。
在“H-Hour”6分钟后，来自美国海军的第一波53枚巡航导弹击中了巴格达的目标。紧随其后的是来自美国空军B-52发射的巡航导弹。
在“第一夜”中，包括530架美国空军飞机在内的669架联军飞机参与了打击。在最初的24小时里，联军执行了2775架次任务，其中具有隐身和精确打击能力的F-117击中了31%的目标。在日出前，萨达姆就已经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开始走向失败。在历史上的大规模冲突中，这是第一次敌方的目标在同一时刻受到打击：机场、指挥和控制中心、雷达站关键军事设施及地面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波袭击对伊拉克侦察与态势感知能力的削弱也使得施瓦茨科普夫下定决心让联军做出了“左勾拳”的部署。
1943年7月的陆军野战手册认为，地面和空中力量是平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都不是对方的辅助力量。但事实上陆军对于空军的能力并不信任，即使在冷战期间战略核任务让空军获得了优势，但是战术空军仍然在陆军的阴影下。20世纪80年代，战术空军司令部——代表战术空军——在陆军空地作战原则中认为常规空中力量的工作是支持陆军。
在海湾战争期间，施瓦茨科普夫决定着重使用空中力量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足够可用的地面部队。甚至直到12月，陆军上将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仍然提醒国会应该警惕那些提出认为依靠空军可用轻松取胜的“专家、外行和路人甲”。
早期的计划是分阶段进行空袭，但真正的空袭几乎是伴随着侦察同时进行，这也让伊拉克没有时间进行调整和恢复。
第一架攻击伊拉克的飞机——因为它们距离最远——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Barksdale AFB）第二轰炸联队的7架B-52G。他们于1月16日早上6:35起飞，比“H-Hour”早了近12个小时。每架B-52会进行4次空中加油，进行超过14000英里和35个小时的飞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B-52携带了一种秘密武器——AGM-86C常规空射巡航导弹（CALCM）。直到一年后，五角大楼才对此进行了披露：CLACM取带了AGM-86B ALCM的核弹头，取代以1000磅的高爆弹头并配备GPS卫星导航以获取更高精度。“H-Hour”后90分钟，B-52轰炸机从伊拉克防空网外部对高优先目标发射了AGM-86C。在发射的35枚导弹中，31枚击中了目标，在首次实战检验中，这种新武器的准确率超过88%。
精确与隐身
“沙漠风暴”也标志着隐形飞机和精确制导弹药首次在战争中被主要使用。海湾战争中90%的精确制导弹药（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PGMs）由美国空军投放（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隐身飞机的空中力量）。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17000枚精确制导弹药中，9342枚为激光制导炸弹。除此之外还包括5448枚空对地导弹（大多数为“小牛”）、2039枚反辐射导弹（多数为高速反辐射导弹）和333枚巡航导弹。
投放精确制导弹药的另一颗明星是F-111F，它用500磅的GBU-12 LGB和Pave Tack红外瞄准吊舱摧毁了超过1000辆坦克和装甲车。当伊拉克开始向波斯湾倾泻石油时，输油管被20英里外的F-111F战斗机使用GBU-15光电制导滑翔炸弹击毁。当LANTIRN（Low Altitude Navigation and Targeting Infrared for Night）吊舱在战争开始前不到一个月安装时，F-15E也获得了投放精确制导弹药的能力。精确制导弹药的普及使得弹药的精确度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圆概率误差从二战B-17的3300英尺变成了F-117的10英尺。
制空争夺
争夺制空权不仅需要与伊拉克的战机作战，同时还需要压制法国为伊拉克建造的综合防空系统和伊拉克空军基地。在最初的几轮攻击中，伊拉克的防空火炮（AAA）的额防空导弹（SAM）分别给联军造成了9架和23架的损失。随着行动第一天F-4G的反辐射作业，相当部分的伊拉克雷达陷入了沉默。
在空战中，联军共击落了35架固定翼飞机（其中31架由美国空军击落）和5架直升机。其中F-15战果最多，23次击落由AIM-7达成。16次击落由E-3A预警机（E-3A AWACS）引导在视距外达成：这是对战前“军事改革运动”（military “reform”）的有力驳斥，这一运动诋毁F-15和AIM-7的组合，认为超视距空战不太可能有条件发生。
来源：https://mca-marines.org/blog/gazette/military-reform-and-military-history/
最不寻常的战果是一架F-15E用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一架“雌鹿”直升机：在用AIM-9导弹与“雌鹿”交战之前，F-15向地面上的敌军部队投放了一枚激光制导炸弹（LGB）。“雌鹿”在上升过程中进入了2000磅炸弹的攻击路径，因而被摧毁。
“风暴”之眼
在战争史上，从来没有一方能够对另一方的信息掌握到如此程度，对联军来说，伊拉克军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美国和沙特的E-3A预警机监视着一切空中活动；E-8A“联合星”（Joint surveillance target attack radar system, Joint STARS）负责地面目标；RC-135“联合铆钉”电子战飞机接收对方释放的电子信号并帮助E-3A识别器脉冲多普勒雷达探测到的飞机；TR-1/U-2和RF-4C对目标进行目视侦察。所有这些都共同显示在联军战术空中控制中心（Coalition Tactical Air Control Center）的一块大屏幕上。当时E-8A仍在开发过程中，但仍有两架飞机在战争中每晚执行着任务。
与此同时，萨达姆甚至无法了解和掌控自己的军事力量。联军的空袭集中在78个智慧与控制节点，战争开始28分钟后伊拉克军队就已经无法从高层获得指令和情报。战争开始两周后，萨达姆不得不依靠信使从巴格达向科威特传递命令，这使得他要花费至少48小时才能知道前线的情况。
卓越的支持
这次行动中，空军的土木工程师在40天内建立了一个基地。第一批15个空运医院在沙漠盾牌行动开始一周后即准备就绪。陆军和空军甚至设立了小卖部，士兵亦可以通过电脑网购物品。
在行动的高峰，每11分钟就有一架运输机着陆。军事空运司令部调集了150架C-130战术运输机至战区。
在战时条件下工作的支援部队经常超过和平时期的表现标准。例如，地勤人员在17分钟内调转F-15战斗机执行下一个任务，而“热周转（hot pit）”的标准时间是20-25分钟。
美国空军空间司令部(Air Force Space Command)将一颗防御卫星通信系统(Defens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 II)卫星从太平洋上空重新定位到印度洋上空22,300英里的新的地球同步轨道。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军事卫星处理了部队大约85%的通信。
席卷的“风暴”
“沙漠风暴”是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武装政策（Total Force Policy）实施以来的第一次战争，该政策使得军队比以前更加依赖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在这期间，空军将许多资源和职责分配给了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预备役部队。
军事空运司令部大约一半的空运机组人员属于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中。这样的情况也集中出现在包括战术空运、空中加油中队、空中医疗后送、通信、安全部队和民用工程师的空中力量的其他部分。
海湾危机爆发时，空军招募了志愿者。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15000名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军人参与了进来。8月8日，第一架飞往沙特阿拉伯的飞机是一架现役C-141飞机，由空军预备队的机组人员驾驶。到8月底，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承担了42%的战略空运任务和33%的空中加油任务。
许多服役的人，尤其是在飞行部队服役的人，都是拥有多年宝贵经验的老兵。被征召的大部分机组人员是空运和加油机机组人员，但也有几个战斗机部队被动员。其中包括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第169战术战斗机群，这是一个在1989年赢得“Gunsmoke”战斗机竞赛的F-16警卫队部队（Guard F-16 Unit）。1991年2月6日，空军预备役飞行员罗伯特·斯温上尉（Capt . Robert Swain）首次取得了A-10的空对空战果，他的30毫米反坦克炮用长点射击落了一架伊拉克直升机。
终局
在为期43天的战役的前38天里，空军摧毁了39%的伊拉克坦克、32%的装甲运兵车和47%的炮兵。总的来说，空中力量达到了消耗萨达姆地面部队50%的目标。在科威特的两个伊拉克前线梯队中，尽管共和国卫队师的减员率较低，但整体上仍有50%到75%的人伤亡或被俘。战争开始时，伊拉克有54座铁路和公路桥，大部分从巴格达通往东南部的巴士拉和科威特。战争结束时，其中41架被空袭摧毁，仓促建造的32座浮桥也被摧毁。
对地面部队的攻击占据了联军出动次数的56.3%。“坦克叮当（Tank plinking）”——即用精确武器在夜间从中等高度攻击坦克——从2月开始，大部分任务由F-111F、F-15E和A -6执行。空中作战的主力是F-16，它飞行了近13500架次，是战争中所有机型中出动次数最多的。一个配备了LANTIRN吊舱的F-16中队投放了“小牛”导弹，但F-16没有激光指示能力，(据美国空军称)主要作为一个“沉默的投弹手（dumb bomb dropper）”飞行。A-10主要沿边境作战，攻击前线的伊拉克军队。F-117、F-111和F-15E主要在夜间飞行，F-16和A-10主要在白天飞行。
空中打击是在整场行动中毁灭性的和决定性的，虽然陆军官员认为这是地面攻击的前期准备，但事实上，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件。
最后的100小时
根据伊拉克领导人的报告，仅仅空中力量就能够使伊拉克军队进一步受挫甚至是崩溃，但来自陆军的压力使得五角大楼不得不将作战推进到地面阶段——毕竟，如果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伊拉克部署了超过50万名士兵却没有被使用，那我们为什么不裁减军队呢?
战斗的结果是毋庸置疑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对有关“死亡之路”上发生“射火鸡事件”的新闻报道感到紧张：美国军队本可以完成摧毁行动，但这个联盟是为了解放科威特而成立的，而不是为了推动伊拉克的政权更迭，而且美国并不准备独自继续这场战争。
本部分改编自美国空军协会（Air Force Association）的一份报告《空军与海湾战争》(The Air Force and The Gulf War)，由约翰·t·科瑞尔(John T. Correll)撰写，首次发表于2009年。完整的报告及更多的信息和详细的年表，请参阅原文：https://higherlogicdownload.s3.amazonaws.com/AFA/192c0f2c-be11-4344-af3b-ade3d08e953c/UploadedImages/Mitchell%20Publications/AFandGulfWar.pdf
第二部分：关于“沙漠风暴”的五种观点
第一位是美国空军已退役的戴维·德普图拉中将（Lt. Gen. David A. Deptula），德普图拉中将是唯一一个参与了“沙漠风暴”行动每一阶段计划的人——从在五角大楼中提出最初的“迅雷（Instant Thunder）”计划的概念，到向施瓦茨科普夫递交第一波攻击的计划。德普图拉与空军上校约翰·沃顿和他在五角大楼的团队协调，五角大楼在海湾战争期间充当信息融合中心。德普图拉参与了每一天空中作战计划的制定。德普图拉在一开始迅速赢得了空军指挥官霍纳的信任，并建立并领导了战斗规划小组，这个小组后来被称为“黑洞”；他也被认为是空中战役的创造和设计者。说服了霍纳要打击什么目标，什么时候打击，为什么打击。
“沙漠风暴”开始几小时前，德普图拉在向施瓦茨科普夫进行简报
第二位是美国空军已退役的约翰·沃登上校（Col. John A. Warden III），他创立了“迅雷”计划最初的基础概念，后来成为了空中战役的基础。1985-1986学年期间，在国防大学(NDU)就读期间，沃顿写了一本名为《空中战役——作战计划》（ The Air Campaign–Planning for Combat ）的书。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挑战了被称为空陆作战（AirLand Battle）的主流陆军理论，这种观点认为空中力量必须始终扮演从属于地面作战的角色，而且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战略工具。
第三位是美国空军已退役的约翰·迈克尔将军（Gen. John Michael〔“Mike”〕Loh），在海湾战争前，他担任空军的副参谋长。迈克尔的领导能力和智慧确保了空军能够顶住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确保关键时刻的计划工作能够正常运行，并给了总统他所需要的军事选择，以确保他在海湾战争中实现自己的的目标。
第四篇论文的作者是最终负责计划和执行整个海湾战争空中战役的美国空军将军查克·霍纳（Gen. Chuck Horner）。霍纳长时间担任指挥官的经历使得他成为一个争执中的理想的“观察员”，不管对方是谁，他总是尽力不去得罪级别比他高的人，这种妥协的态度无疑保证了正确的计划能够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推进。
最后一部分由空军历史学家、分析家和战略思想家本杰明·朗伯斯博士（Dr. Benjamin S. Lambeth）撰写。他的许多关于空中力量的著作为世界各地的几代飞行员、军事学者和军事专业人士提供了启示。他写了60多本有关空军和国防的书籍和文章。他在兰德公司（RAND）担任高级研究员期间对空军知识体系的贡献以及他在战略预算与评估中心（Center of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的工作在增进人们对航空和航天力量的了解以及为何这对每个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理解方面做了大量贡献。朗伯斯是空军力量的主要支持者，有着无可置疑的学术资历，他帮助综合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教训，并警告说这些教训正在从最近的记忆中消失。
本文选取前四篇进行翻译。
计划与执行空中战役
“沙漠风暴”行动是历史上战争的转折点，它在五个方面为现代战争创造了条件：1）冲突双方期望的伤亡都很小；2）预示了未来冲突中对力量的精确使用；3）引入了“联合空中战役（combined/joint air campaign）”：在一名飞行员（airman）的功能指挥下整合所有联合/服务空中行动；4）它将预期的效果确定为战略以及在规划和执行行动方面的重点；5）空中力量首次成为了战略执行中的关键力量或中心。
空中行动贯穿了“沙漠风暴”行动43天的始终，在为快速的进攻创造成功的条件方面，固定翼空中力量已经证明自己比地面力量更加有效率。
沙漠风暴的第一波打击标志着战争行为的彻底转变。超过150个离散的目标——从常规的伊拉克地面部队到防空导弹阵地——构成了前24个小时的主要攻击对象。
那么，“沙漠风暴”中的空中打击是如何达成的，它和历史上的冲突又有什么不同呢？
技术的进步，结合以绩效为基础的计划和执行方法使我们能够建立一种新的作战概念——平行战争（parallel war），即在敌人系统的整体上同时使用力量。当然，人们一直知道这样做的好处，但是“沙漠风暴”之前不少因素使得这样的景愿难以实现：首先，制导武器的缺乏使得打击方不得不使用数量巨大的非制导武器进行弥补；其次，SEAD需要的资源较多；第三，在对对方进行打击是往往只注重毁灭对手而非在控制对手方面的效果。
前两个难题无疑需要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隐身技术和精确打击的出现提供了解决方案。F-117这样的隐身力量以不到2%的出动架次达成了超过40%的战果。
下面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隐身技术在海湾战争中的应用。在由非隐身机对Shaiba机场的攻击中，执行攻击的机队相当庞杂。攻击编队由美国海军的4架A-6和沙特阿拉伯的4架“狂风”进行投弹，5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EA-6B干扰已知的雷达。17架美国海军的F-18前去摧毁另一个防空导弹系统，4架F/A-18进行护航，同时还有3架无人机用于促使敌方开启雷达。这样，共计41架飞机中的8架攻击机向一个目标的三个瞄准点投下了炸弹。
在另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情景中，20架F-117向28个分散的目标的38个瞄准点投下了炸弹。隐身飞机以不到一半的数量打击了超过十二倍数量的瞄准点。
图片截取自报告
隐身和精确打击技术也促进了人们观念的转变，水到渠成地解决了第三个问题。人们认识到，否定对手按照预期行动的能力和摧毁与征服对手的能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
我们建立的“沙漠风暴”空中打击战略将萨达姆政权视作一个整体，并设计了将其瘫痪的几个重心：领导能力、关键系统、基础设施、信息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战役进行在针对性地设立了五个目标：
1、获取和保持制空权，以保证空中行动不受阻碍地进行。
2、孤立并使萨达姆政权丧失能力。
3、摧毁伊拉克的核生化武器作战能力
4、消除伊拉克的进攻性军事力量
5、使伊拉克在科威特的军队无效化并将其摧毁
最终这些目标都快速而果断地实现了，这成功应该归功于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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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什为中心的坚强领导核心：1990年8月5日，布什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做出了“This will not stand”的回应，来自政治的支持对于军事成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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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空中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下，无论其来自哪个军种、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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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越南战争的错误，将持续性的“滚雷（Rolling Thunder）”行动改为“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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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真正的联合作战的方法，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使用正确的力量，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将地面力量置于行动的中心。
今天，对“伊斯兰国”目标的打击过程从目标的选择到武器的使用，再到地面指挥官的批准都要经过漫长的检查和审批。根据空军2016年8月的消息，每个目标平均需要45到60天才能通过审批，这甚至超过了整个“沙漠风暴”行动持续的时间。这使得伊斯兰国的关键职能能够保持运转，对恐怖组织打击的不果断不迅速就是对其恐怖行为的支持。
以避免连带损伤为由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优柔寡断到底有多少正确性？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避免伤亡，通过迅速瓦解允许伊斯兰国运作的组织元素，可以避免无数伊斯兰国故意杀害无辜的事件。
与“沙漠风暴”不同，目前对伊斯兰国的态度是渐进式的，这是一种缺乏活力的做法——在最初的两年作战中，美国平均每天只有6架次空袭;这场战役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确定全面、集中的战略来实现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的既定目标。其结果是一种支离破碎、不够理想的方法，并使对手获得了时间的优势，导致其有害影响的扩大和输出。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应对空中力量并变得更强大，而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公民则失去了兴趣，我们的军队厌倦了无休止的轮转进入和退出战斗。我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不是像“沙漠风暴”那样迅速、决定性的过去，而是越战那样的泥潭式的过去。
在空中力量里，飞行员应当拥有更多主动性和自由权。而国家也应该更多听从空中力量的建议，这些都将使我们获益良多。
第一次海湾战争——上给未来的课
“沙漠风暴”行动持续了43天，阵亡人数不到150人，而这其中只有不到一半是由敌人造成的，战争共耗资800亿美元。综合结果、成本和时间，在1950年之后美国进行的战争中第一次海湾战争无疑是鹤立鸡群的。
在伊拉克于1990年8月2日入侵科威特之前的许多年里，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其空军组成部分，一直在为波斯湾地区的紧急情况制定计划和后勤能力。结果，到1990年，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和后勤网络。然而，到目前为止的计划是假定敌人会是苏联或伊朗人，而作战计划几乎完全是为了阻止入侵而设计的防御反应。
而海湾战争，成了第一场围绕着空中战役而非海上或地面战役而构建的战争。
第一次海湾战争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等决策者们无疑能从中获得许多用于指导未来的挑战：
- 明确军事力量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
布什总统宣称:“这种侵略行为是不能容忍的”的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方式无疑面对了考验。军事力量可以阻止对手做一些事情，如入侵、占领、统治，甚至生存，但它不能改变基本的哲学、宗教或政治观点。在海湾战争中，军队向总统提出的目标是直接的，容易通过军事力量实现——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破坏；伊拉克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再发动一次战略入侵；伊拉克有能力在邻国面前保护自己，同时伊拉克也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国家。幸运的是，总统也听从了这些观念，没有提出像政治转型、国家建设这样的非军事目标。
- 将战争视作和敌军的体系性对抗，而不是简单的军事力量冲突
毫无疑问，我们完全有能力摧毁伊拉克的军队，甚至不需要进入伊拉克。但是这样做的成本相比之下也同样高昂，伊拉克也同样有着潜力重建一支危险的军队。如果把伊拉克军队看做一个体系，那么只要摧毁几个战略重心就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也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一致：武力对抗是没有意义的。
- 速战速决
战争的时间越长，战争双方付出的生命财产代价就越大，出现变数的可能性也越高——敌人会找到新的盟友；敌人会开发出新的武器或战术；国内和国际的舆论环境可能变化；政治支持可能消失。在这场短短43天的战争中，一切变数都被压制到最小。
- 对敌人进行平行的攻击
平行攻击对敌人战略和行动造成的瘫痪几乎是不可承受的，这种做法并非意味着我们打算对付一位善于思考反应灵敏的敌人，而是要将敌人置于根本无法反应的境地。
- 制定连贯的作战方案
现在的美国军队，计划的制定往往由一个联合的委员会作出，但是这也排除了围绕一项独特能力构建计划的可能性。在海湾战争中，作战的架构有航空力量的计划来制定，提出明确、有效和可执行的方案。战区指挥官也能够在接受、拒绝或修改建议时尽量少的受到无关因素的干扰。
- 明确关键力量
联合作战并不意味着在各个兵种之间摊大饼，要避免思维上的“联合”陷阱，即各个部分在计划中扮演平等的角色。
- 让更多来自政府的人参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让更多的人参与，有助于让所有人了解计划并找出可能的错误。相比于作出错误的决策，泄露计划的危险反而是完全可以忍受的。
- 重新设计总统与参谋长的关系
在海湾战争前的秋天，总统得知了参谋长之间的分歧，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样的会议不应该是随机的，应当得以制度化。
- 科技才是美国真正的不对称优势
美国的科技优势使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几乎任何对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帮助我们在不摧毁伊拉克的情况下，快速而廉价地赢得了胜利。虽然我们仍然有优势，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这种优势已经削弱，扭转这一趋势应成为国家的最高优先事项。
- 制定合理的计划（Plan to win）
这意味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令人满意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军事行动在较短时间内以可接受的成本实现。没有决定性的或宽松的结果应当极力避免。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能够从过去半个世纪的空战中吸取教训，并在同一时期利用技术转化为新锐的作战力量。新方法和新武器为我们带来了令人信服的胜利。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们随后的大多数战争中，我们又恢复了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失败的模式。
一马当先的空中力量
一、来自施瓦茨科普夫的要求
施瓦茨科普夫要求“我”（注：约翰·迈克尔）帮助制定一个扩大的作战计划，其中需要更加有力的空中打击，即既包括战略目标，也包括战术目标。现有的行动计划是传统的空地联合作战情景，但并没有用以摧毁战略目标的独立的空中行动。一个来自陆军的将领对空中力量如此重视，这在迈克尔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二、向鲍威尔的汇报
当时的联合参谋部由陆军军官主导，包括鲍威尔在内的人都广受陆军思想的影响而轻视空军。其中甚至有一位陆军军官使用二战时期对德国的轰炸来证明空中作战的低效率。
而迈克尔则为这些批评者提供了大量他们过去显然不知道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新一代的战斗机、武器和越南战争以来的训练，这些改变了空中作战的性质，使“沙漠风暴”的创新计划成为可能。
今天的鲍威尔更多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
三、“坦克”里的冲突
第三场辩论发生在五角大楼一个名为“坦克（The Tank）”的房间里。海军想要将空域划分为不同的航线，这种越战中的做法并不是有效划分空域的方法。海军还希望由波斯湾的航母控制所有的东部空中行动，红海的航母控制所以西部的空中活动。空军只会在战场的中部与地面部队合作。海军陆战队要求应当首先由海军陆战队在波斯湾登陆，随后攻下科威特。然而海军和陆战队的提议都很快遭到了否决。
陆军并不希望空军作为一个独立的角色行动。陆军更加倾向于一种齐头并进的空地协同攻击，空军应当协助地面力量的进攻。地面部队作为领导力量，空中力量大部分架次的任务应当用于近距离空中支援（close air support）和前线遮断（shallow interdiction）。
最终，鲍威尔选择了迈克尔的关于空中作战的计划。
而布什总统对这一计划亦是相当满意，在听取了报告后，他几乎“想要立即开始作战”。
四、空中力量的教训
第一，空中力量长期以来遭到了低估和误解，即便在空军中这样的情形亦广泛存在。第二，计算机模拟和“专家”经常倾向于高估空中作战的损失。第三，强大而果断的领导以及自上而下的信任对于胜利是不可或缺的。
五、被低估的空军力量
在迈克尔看来，空军的“第二次抵消战略（second offset strategy）”即对三项关键技术的投资：隐身技术，精确武器和前视红外传感器（FLIR sensors），这些科技使得敌人不再像越战一样能够在黑夜中隐藏自己。我们部署的作战系统利用了上述的全部三项技术：具有FLIR和激光指示器的F-117；带有激光指示器的F-11F（注：原文如此，疑为F-111）和F-15E投掷激光制导导弹；FLIR也取代了照明弹用以支持夜间攻击。
目前，陆军对地面打击ISIS的热情无意中贬低了空中力量，显得它在战斗中无所作为，给空中力量带来了不应有的坏名声。对ISIS发动空袭的真正问题在于对空中力量的误用：每天零零散散地出动6架次(在ISIS的大本营叙利亚)，而不是像“沙漠风暴”行动中那样每天进行1000多架次的空袭。
正确的模式应当是“沙漠风暴”的模式：以无情的和压倒性的空中力量为先导，随后以大规模的地面进攻行动跟进。
六、高估空中损失的模型
各种模拟总是倾向于高估空中作战的损失，无论是在“沙漠风暴”中还是在历史上的其他空中行动中都是如此。在迈克尔看来，模型模拟不准确的原因是各种模型总是假定敌人是“Ten feet tall”，作战系统总是处于最佳状态并且100%可靠。
在1972年的“后卫2”行动中（Operation Linebacker II）中，B-52对于重兵防守的河内进行了突袭，摧毁了北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在“专家”的估计中，平均每3架次的飞行就会出现1架B-52的损失。而事实是在为期11天的行动中，美军在729架次的飞行中损失了15架B-52，损失率只有2%。在1972年贝卡谷地的战斗中，以色列对叙利亚在黎巴嫩部署的由苏联提供的防空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攻击，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的损失将会达到15%。但在1100架次的飞行中，以色列空军没有损失任何飞机。
而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专家甚至是空军领导人认为差不多要损失70架飞机才能获得完全的空中优势，而分析人士给出的数字甚至更高。但现实中联军在5天超过5000架次的飞行中只损失了27架固定翼飞机，损失率不到0.4%——不到空军估计的一半。
许多模型仅仅是将一对一的单一交战叠加来获得多对多交战的情景模拟，这样的模型无疑是错误的。
七、自上而下的领导
高层强有力、果断的领导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布什总统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领导，他给军队设立了清晰明确的军事目标并保证军队在制定计划中不受到来自白宫的干扰。布什也认识到了没有退出战略的长期战争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取得胜利，但达成军事目标后就要干净利落地撤出。
在整个过程中，显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掣肘，如包括一位空军主席在内的八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世的也就只有九位）联名写信认为应该继续经济制裁而不是诉诸战争，亦有对军事技术进步不甚了解的人反对这样一场战争，但布什总统是坚定的。他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勇气，对他的军事领导人给予了空前的信任。这种信任遍及整个指挥系统，向下直至参与“沙漠风暴”行动的基层部队。从总司令到空勤人员和地面部队。信任是双向的：沿着链条向下，又回到链条的顶端。飞行员和军队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知道他们的领袖是他们的后盾，这种信心使他们能够自信地执行任务。
八、“沙漠风暴”与对ISIS的战争
“沙漠风暴”和目前打击ISIS的战争之间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了。布什总统明确了军事目标，得到了国会和联合国的批准，形成了一个自愿、积极参与的强大联盟，并在双方伤亡很少的情况下迅速、果断地取得了胜利。
这种信任在沙漠风暴中非常普遍，但在ISIS的战争中却很薄弱。对飞行员的交战规则是如此的严格，以至于飞行员害怕受到处罚，因此在战斗中过于规避风险。ISIS成员的减少而不是明确的军事目标和明确的战斗行动最终结果成为了衡量胜利的标准。越南战争告诉我们，用死亡人数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多么愚蠢。可惜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
“沙漠风暴”：来自前线的观察
在霍纳看来，施瓦茨科普夫是一个很容易共事的人，他信任下属并且能够接受各种意见。美军在拦截射向以色列的“飞毛腿”导弹上的失败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当下属向他解释了联军的能力和局限后，他也积极帮大家进行了掩护和解释。
而且，他在接受新理念方面也有很强的能力，例如“近距离空中支援”：地面部队能够获取支援，但却不能向空中或地面预警力量进行请示——这种做法已经在越南战争中被证明了是低效的。
未能亲自参与的领导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尔·克里奇将军（General Bill Creech）在“沙漠风暴”行动几年前就已经退役。他利用里根总统在80年代早期的预算集中力量组织、装备和训练空军：“红旗”训练飞行员空战和团队协作的能力；“绿旗”用于训练军队进行电子战对抗；“蓝旗”则是对指挥和控制系统的考验。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前辈克里斯特（Gen. George Crist）确保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能够参与空军年度的指挥与控制演练。同时空军也学会了建立空中战略和发布空中任务命令（air tasking order，ATO）。克里奇同样重视指挥和选择权的下放，重视一线人员的意见。
在“沙漠风暴”的成功中，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空军人员准备好了进行部署和参加战斗。联合快速部署部队（Joint Rapid Deployment Force）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该地区大量预先部署设备、物资、弹药和燃料，为在我们的责任区（area of responsibility，AOR）进行军事行动做准备也是这样的结果。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在海湾机场时，他们得到了备件、燃料、弹药、生活设施和所有其他他们生存和战斗所需的东西。这些材料储存在停泊在战区的船只上和租用的仓库中。
来源：https://www.centcom.mil/AREA-OF-RESPONSIBILITY/
下属的建议也得到了很好地重视，例如在实际作战中，海军的F-14发现缺少超视距作战所需的引导系统。这一问题在施瓦茨科普夫的关心下迅速得到了解决。
在布什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下，来自不同国家和军种的联军合作良好。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越南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试图对他人颐指气使以老板自居时，我们往往会失去友军的尊敬。
在克里奇的指导下，我们学会了通过结果而不是过程进行衡量：在伊拉克的机场跑道上打出多少个洞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有多少飞机被伊拉克战斗机击落，有多少飞机因为伊拉克战斗机干扰没有办法攻击目标。
在越南战争中，北越的目标由国防部长和总统选取。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则是由身处战区中的上尉、少校和中校们选取。我们欢迎任何来源的信息和建议，但最终的决定是由战区里的人们决定和知晓的。
同样，在战区内部和外部的运输同样是革命性的。这场作战意味着我们的军队要被分散到几千英里外的沙漠里，为军队提供保障需要大量的辛苦劳动，这十分重要但是却难以见诸报端。
在作战中，我们快速获得了制空权。对敌人防空系统的快速压制的摧毁让我们避免遭受更多损失重蹈越战的覆辙（越战中美军并不重视对敌人防空系统的打击）。伊拉克的战斗机是现代化的，俄罗斯人要求伊拉克进行密切的控制。地面控制人员甚至会指导飞行员何时开火。因此，联军在第一波集中打击了伊拉克的空情监视和地面引导系统，这使得缺乏引导的伊拉克战斗机很容易迷失方向。
空中加油同样是行动中的关键因素，空中时刻都有战斗机、轰炸机和商业航班在加油机身边来往，机组成员在没有外部光照的条件下完成了数千次加油而无一失误。
联军的侦察任务一开始是依靠胶卷，这对于固定目标来说很合适，但是伊拉克人也很快明白自己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联军也提出了新的策略，在一个给定区域飞行的F-16——被称作“杀手侦察兵（Killer Scout）”——能够给新到达的飞机提供指引，大大缩短发现和打击目标的时间。
霍纳认为，“沙漠风暴”行动中军队与媒体的合作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军队没有明白不同的媒体需要不同的时间线和信息，越战中双方的不信任也影响了当下的合作。
同样我们也没有考虑到战争后的需求。例如，地面部队曾经夺取了大量现代的俄罗斯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对应的情报搜集计划，许多士兵轻率地向高级战斗机的座舱里扔了一枚手榴弹了事。网络作战也因为缺乏跨部门的协调而受到阻碍。25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似乎也没有很大改变。
或许我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对敌人的处置上。停战后的谈判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战俘的处置和部队的遣散上，而其他没有处理的问题则成为了隐患，导致了和伊拉克的第二次战争。
“沙漠风暴”行动给美国军队创造了一个光环，但这样的光环可能并不合适。在战争前，人们对美军并没有十足的信心，美军也没有从越战的阴影中完全走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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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作战完成了“沙漠风暴”行动的大部分任务，而不是给后面仅有四天的地面行动做准备。这样的胜利是通过在空中和太空作战中使用基于效果的方法和对对手的系统分析的应用来实现的。从根本上来说，关键在于通过调整目标、方式和手段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减少不必要的打击，削弱敌人的关键核心节点让敌人难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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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风暴”有两个关键目标：1）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2）确保伊拉克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不会成为地区性强国。我们通过空天力量对伊拉克领导层展开大量空袭（指挥与控制），打击关键系统（石油、电力），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桥梁）和军事存在（海陆空力量）。这种效果导向的系统工作呈现了良好的结果，而且对今天和未来的冲突仍然有指导意义。要仔细选择可实现的目标，然后坚决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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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和人的主动性在这场战争中非常重要。战争的输赢最终由人来实现，要让人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提供有用的政策选项，然后让他们在需要行动时执行这些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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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风暴”空中作战的成功得益于20世纪70和80年代早期制定的训练、技术投资、部队结构和采购决策。正是这些能力使得基于效果的计划成为可能，无论一个计划有多好，如果没有执行它所必需的资源，那么这些计划永远不会起作用。你只能使用你现有的力量，所以准备和远见对未来的军事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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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一些重要的现役和退休的空军上将在非正式小组的领导人所完成的革命工作被系统地怀疑和淡化。今天的新一代飞行员必须重新发扬创新和创造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在实战得以实现的。这样的精神在“沙漠风暴”中取得了成功，并且可以在未来再次取得成功。听从空军的选择能够使国家从中获益。只有我们的军队愿意吸取从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并根据这些教训进行有意义的变革，未来的战争才会赢得胜利。
黑色高级轰炸机，图片截取自报告
下回这种书籍介绍选译不妨放在学院区，方便大家查阅。已授汉化奖章，多谢楼主贡献！
